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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
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
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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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
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
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
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
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
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
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
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
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
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
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
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
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
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
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
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
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
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
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
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
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
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
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
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
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
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
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
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
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
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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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
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
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
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
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
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
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
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
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
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
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
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
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
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
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
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
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
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
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
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
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
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
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
都要发展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