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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里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堆拳头大小的非常细的线圈。每个线圈都用收缩性薄膜包着。
“正如你看见的那样，”他说，“这是尺度索，用于反坦克导弹。”
“是吗？”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这就是之所以要这样包装的原因。一个线圈一颗导弹。”
“我不想知道这些，”美国人说，“我只是个送货的。”
他走过去，打开货车后门，开始搬那些盒子，一次一个。马洛里帮他搬这些盒子。
美国人说：“那个人还跟你说了别的吗？”
“实际上，他说了，”马洛里说，“他说有人买了五百颗剩余的‘华沙条约’火箭，名叫‘热火’或‘热线’之类的。没有弹头或其他的东西，只有躯干。蹊跷的是，它们是以有毛病的尺度索的名义卖出去的。”
“我没有听说过件事。”
“他是那么说的。导弹是在瑞典买的。我想是哥德堡，然后用船运来的。”
“你似乎很担心。”
“我不担心。”马洛里说。
“你好像担心被搅进什么事情里面。”
“不是我。”
“你肯定吗？”美国人说。
“当然肯定。”
大部分盒子都搬到了货车上。马洛里开始汗流浃背。那个美国人好像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他一眼，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然后说，“告诉我，他长什么样，那个人？”
马洛里心里很清楚，不能回答那个问题。他耸了耸肩，“一个小伙子。”
“是个美国人吗？”
“我不清楚。”
“是不是个美国人你都不知道？”
“我对他的口音没有把握。”
“为什么？”美国人说。
“他可能是加拿大人。”
“只有他一个人吗？”
“是。“
“我听他说起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穿高跟鞋和紧身裙的性感女人。”
“换成我，我也会注意这样一个女人的。”马洛里说。
“你不会是把她遗漏了吧？”他又怀疑地瞅了他一眼。“把她据为己有了？”
马洛里注意到美国人臀部后面鼓鼓的。是枪吗？可能。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不管那个人是谁。”
“是。”
“如果你问我。”那个美国人说，“我首先会想为什么有人需要五十万英尺的反坦克导弹电线。我的意思是，有什么用？”
马洛里说，“他没有说。”
“而你只是说，‘好吧，伙计，五十万英尺的电线，留给我吧。’没有向他提一个问题？”
“你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马洛里大汗淋漓地说。
“我有一个理由，”美国人说。语气中有些不祥的预兆。“我告诉你，朋友，你告诉我的那些，我不想听。”
最后一只盒子搬到了货车上。马洛里向后退了几步。美国人砰的关上一扇门。接着关上第二扇门。第二扇门关上的时候，马洛里看见司机站在那儿。那个女人。她一直站在门后。
“我也不喜欢。”她说。她身穿士兵担任杂役时穿的那种工作服，松弛垂落的裤子，绑带子的高统鞋，宽大的绿色夹克衫，戴着厚重的手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
“等一等。”美国人说。
“把你的手机给我。”她说，然后伸手去接。另一只手藏在身后，好像握着一支手枪。
“为什么？”
“给我。”
“为什么？”
“我想看看。这就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给我。”
美国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她。她没有去接手机，反而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拉了过去。手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伸出背后那只手，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迅速抓住他的脖子，然后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好像要把他掐死。
他感到一阵眩晕；然后开始挣扎。“你想干什么？”他说。“你要干——嘿！”他挣脱开她的手向后跳去，好像被火烧了一般。“那是什么？你刚才都干了什么？”
他摸了摸脖子。血液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只不过几滴而已。手指上有些许红色，不过，几乎看不出来。
“你刚才做什么了？”他说。
“什么也没做。”她脱掉手套。马洛里看见她脱手套时小心翼翼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藏在手套里，她不想去碰。
“什么也没做？”美国人说，“什么也没做？他娘的！”他突然转身，沿着斜坡向外面的大街跑去。
她平静地看着他离去，然后弯下腰，拾起手机，放进口袋，转向马洛里。“回去干活吧。”
他踌躇不决。
“你干得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你，你也从来没见过我。走吧。”
马洛里转身走到后楼梯门口。在他身后，他听见那个女人重重地把货车门关上的声音，他向后看了看，只见货车加速爬上斜坡，驶入了阳光刺目的大街。货车向右转了个弯，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到办公室，他的助理伊丽莎白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为新款“东芝”牌超轻型电脑做广告的模型。拍摄时间就在明天，需要最后检查一遍。他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模板；马洛里无法集中注意力。
伊丽莎白说：“你不喜欢？”
“不是，这些模板很好。”
“你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
“我只是，嗯我的胃。”
“喝姜茶，”她说，“最合适。我去泡一点儿吗？”
他点点头，她离开了办公室。他看着窗外。
马洛里的办公室是欣赏泰晤士河以及左边塔桥的绝佳位置。桥被重新漆成了淡蓝色和白色（是原来就是如此，还是突然冒出的一个馊主意？），看到它，他感觉很好。莫名其妙地他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他走到窗前，站在那儿看着那座桥。他想起最要好的朋友曾经问他愿不愿意为环保事业伸出援助之手，那时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好笑的事情。精彩的生活需要一些神秘，需要一点儿勇气。有人向他许诺，这件事不会涉及任何暴力行为。马洛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害怕。
但他现在害怕了。他的双手哆嗦不止。他盯着窗外，双手插在口袋里。
五百颗导弹？他暗暗想道，五百颗导弹！他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接着，慢慢地，他意识到自己听到了警报声，红灯在大桥的栏杆上闪烁着。
大桥上发生了意外。从警察和营救车辆的数量来判断，是个严重事故。
一个有人员伤亡的事故。
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心慌意乱，于是离开办公室，向码头走去。他匆匆向大桥赶去，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红色双层巴士上层的游客们惊恐万状地用手捂着嘴巴向下观望。马洛里推开巴士前的人群，近得可以看见五六个护理人员蹲在躺在地上的一具尸体旁。在他们头顶上方，站着粗壮的巴士司机，他正泪流满面地说自己什么也来不及做，那个人在最后一瞬走到汽车前。他一定是喝醉了，司机说，因为他走路摇摇晃晃的，几乎要倒下去的样子。
马洛里看不见那具尸体，警察挡住了他的视线。人群几乎鸦雀无声，只是默默地看着。后来，一个警察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护照——一本德国护照。谢天谢地，马洛里想，心里一阵宽慰。一个护理人员走开之后，马洛里看见了受害人的一条腿——褪色的黑色运动服，脏兮兮的阿迪达斯跑鞋，正浸泡在鲜血之中。
他感到一阵恶心，转过脸推开人群。一张张脸越过他盯着前方，或无动于衷，或烦躁不安。但是没有人看他一眼。所有的人都看着那具尸体。
除了一个人，他一袭黑衣，打着领带，像个行政官员。他直视着马洛里。马洛里与他的目光相遇。那个人轻轻地点了点头。马洛里未做任何反应。他只是推开最后一拨人，逃也似的跑下台阶。回到办公室，他意识到，不知怎么地，他的生活，已经以他不太明白的方式，永远地改变了。
４ 东京
６月１日，星期二
上午１０时０１分
国际数据环境联盟设在与庆应义塾大学校园相邻的一座矮小的砖房内。对不注意的人来说，国际数据环境联盟是这所大学的一部分，甚至也挂着那枚盾形纹徽（“剑比钢笔强”），但实际上，它是独立的。小楼的正中是一个小型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个讲台、两排椅子，每排有五把椅子，椅子前面是一个屏幕。
早上十点，国际数据环境联盟主任明瞳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个美国人进来，坐下。那个美国人是个大个子，虽然不是太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