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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上面只说休假。”
“过去两年都在休假？”莫顿走过来，从埃文斯的肩上看过去。“我不喜欢这样，这个家伙在麻省理工青云直上，然后就休假，一去不复返。你觉得他陷入了麻烦吗？”
“我不知道，但”埃文斯计算着日期。
科内尔教授二十岁时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原本应花三年而他只花了两年就获得了哈佛的法学学位。二十八岁时，当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行了，行了，因为他聪明。”莫顿说道，“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休假。他为什么在温哥华。”
埃文斯说：“他在温哥华？”
“他在温哥华给莎拉打过电话。”
“为什么，”
“他想见我。”
“唔，”埃文斯说，“我想你最好见见他。”
“我会见他的，”莫顿说道。“但你觉得他为什么想见我？”
“我不知道。资金？还是项目？”
“莎拉说他想秘密见面。他不希望告诉别人。”
“这不难。你在飞机上。”
“不，”莫顿说，猛地甩了一下拇指，“他特别不想让德雷克知道。”
“也许我最好参加这次见面。”埃文斯说。
“对，”莫顿说，“也许你应该参加。”
８ 洛杉矶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
下午４时０９分
铁门打开，汽车驶入了遮天蔽日的车道，别墅渐渐出现在视野之中。这就是霍尔姆比山，贝弗利山最富的地区。亿万富翁们居住在这里，高墙重门，枝繁叶茂，把尘世的喧嚣挡在了外面。在小镇的这个区域，监控器都被漆成了绿色，而且深藏不露，以免唐突。
他们看见了那栋房子。那是一栋具有地中海风格的别墅，奶酪色，大得足以住下十个人。埃文斯刚才一直在跟他的办公室通话，此时他轻轻地关上手机，车一停下，他就从车里走了出来。
小鸟在林间唧唧叫着。车道两旁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一只蜂雀栖息在车库旁紫色的九重葛上。埃文斯心想，这一刻像极了加利福尼亚。埃文斯在康涅狄格长大，在波士顿上学；即使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五年，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似乎仍然充满了吸引力。
他看见房子前面还停着一辆车：一辆暗灰的私家车，却挂着政府的牌照。
莫顿的助手莎拉·琼斯从翦门走出来。她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金发女人，三十岁，跟影星一样光彩照人。莎拉身穿白色网球裙、粉红色上衣，头发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
莫顿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你今天打球了？”
“打了。老板回来得很早。”她握了握埃文斯的手，转向莫顿，“旅途不错吧？”
“还好。德雷克脾气不好。而且不喝酒。令人厌烦。”
莫顿举步向大门走去时，莎拉说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他们刚刚到这里。”
“谁？”
“科内尔教授。还有一个人，一个外国人。”
“是吗？难道你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必须——”
“预约，是的，我告诉他们了。他们似乎认为预约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坐下来，然后说他们可以等。”
“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他们五分钟前才到这里。”
“啊。好了！”他转向埃文斯，“我们走吧，彼得。”
他们走到里面。莫顿的客厅正对屋后的花园。房间以亚洲的古董作为装饰，其中一件是一颗巨大的柬埔寨石质人头。
两个男人笔直地坐在沙发上。一个是美国人，中等身材，灰白短发，架一副眼镜。另一位非常黑，但长得结实，尽管他的左耳前从上至下有一条细长的疤痕，但仍不失潇洒。他们穿着休闲裤，轻薄的运动衣。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边缘，非常警惕，仿佛随时都可能跳起来。
“看起来像军人，是不是？”莫顿走进客厅时咕哝道。
那两个人站起来。“莫顿先生，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科内尔，这是我的同事，三泳·塔帕。从尼泊尔木斯塘来的研究生。”
莫顿说：“这是我的同事，彼得·埃文斯。”
他们一一握手。
科内尔握手时非常坚定。
三泳·塔帕握手时轻轻地弯了弯腰。他说话时轻轻的，带着英国口音：“你好。”
“我没想到见到你们，”莫顿说，“这么快。”
“我们工作的速度很快。”
“我明白了。有什么事？”
“我想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莫顿先生。”科内尔对埃文斯和莎拉友好地笑笑，“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是保密的。”
“埃文斯先生是我的律师，”莫顿说，“我跟助手之间也没有秘密——”
“我知道，”科内尔说，“你可以随时让他们进入你的私人空间。但我们必须只跟你一个人谈话。”
埃文斯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看看你们的证件。”
“当然。”科内尔说。两个人都伸手去拿钱包。
他们把马萨诸塞州的驾驶证，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卡和护照给埃文斯一一过目。接着他们掏出了名片。
约翰·科内尔博士
风险分析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
马萨诸塞大道４５４号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三泳·塔帕博士
副研究员
地质环境工程系
４－C栋３２３号
麻省理工学院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名片上还有电话号丹、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
埃文斯把名片翻过来。一切简单明了。
科内尔说：“现在，你和琼斯小姐能否告辞”
他们在外面走道上，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向客厅张望。莫顿坐在一张沙发上。科内尔和三泳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谈话平静地进行着。事实上，在埃文斯看来，这就像另一场无休无止的投资会议。莫顿开过很多这样的投资会议。
埃文斯拿起大厅里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风险分析中心。”一个女人说。
“请接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请稍候。”咔嗒声。另一个声音：“风险分析中心，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下午好，”埃文斯说，“我是彼得·埃文斯，我找科内尔教授。”
“对不起，他不在办公室。”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科内尔教授正在休假，他的假期延长了。”
“我要找到他，有要紧事，”埃文斯说，“你知道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吗？”
“噢，应该不难，你在洛杉矶，他也在那儿。”
埃文斯想，她看见了呼叫者的身份。他一直以为莫顿为他的身份设置了障碍，但显然没有。或者，也许是麻萨诸塞州的那个秘书有办法除去屏障。
“唔，”埃文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她说，“我帮不了你更多的忙。”
咔嗒声。
莎拉说：“怎么回事？”
埃文斯未及回答，客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见科内尔把手伸进口袋，简短地回答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埃文斯，挥了挥手。
莎拉说：“他办公室给他打电话了？”
“好像是。”
“所以我猜测他确实是科内尔教授。”
“我想也是，”埃文斯说，“我们可以走了。”
“来吧，”莎拉说，“我送你回家。”
他们走过敞开的车库，那排法拉利在太阳下闪着光芒。
莫顿有九辆过时的法拉利。这九辆法拉利分别停在几个车库里。这些车中有１９４７年的法拉利红鬃烈马，１９５６年的法拉利罗莎和１９５９年的加利福尼亚法拉利红鬃烈马，每一部价值都超过一百万美元。埃文斯之所以知道这些车的价格，是因为莫顿每买一部新车，他都要查验车的保险。
最远处的那辆是莎拉的黑色保时捷敞篷车。她把车倒出来，他上车坐在她的旁边。
即使按照洛杉矶的标准，莎拉·琼斯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身材修长，皮肤呈茶色，头发金黄，垂至双肩，眼睛深蓝。面容姣好，牙齿雪白。与其他加利福尼亚人毫无二致，她通常穿着慢跑时穿的衣服或者打网球时穿的短裙就去上班了。她打高尔夫球和网球、潜水、登山、滑雪，运动项目之多只有天知道。埃文斯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累，更不用说去做了。
但他也知道，她也有，用加利福尼亚人的话来说，自己的“难题”。
莎拉是旧金山一个殷实家庭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一个有权有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