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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使社会人士，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强者被迫，即铤而走险，弱者受欺，即含冤莫白。一旦天灾人祸，不幸纷至沓来，乾纲解纽，祸乱遂发，虽欲加以收拾，也不可能。这乃是一件最危险而又是最可痛心的事！历史上的许多变乱，都是这样造成的。”这种越培训人格越差、越培训社会矛盾越多的现象的确令热衷培训者尴尬，其间的道理不无令人值得思考之处。祖父在提高组织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之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康建设中，祖父特别强调要加强县以下的乡（镇）建设。他认为，这一级行政组织，如同军队中的“连”。把这一级组织健全起来，“由乡而县而省而国”，组织力将大大加强。而在乡（镇）内部，则试图把保甲“办到如同军队连内的排与班，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则“要动员其他工作，那就毫无问题了。”在考虑基层组织建设的时候，祖父依据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眼光，指出在政治中存在一种“头重脚轻”格局，即比较优秀的人才集于上层机关，而基层组织却优秀人才缺乏，这种格局导致了若干种“循环的矛盾现象”。读到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将之抄录下来：“1、高级机关的位置少，但求事的人则很多，失望的人也很多，而且失望的人，尚为多才智之士。2、乡村自治事业的位置多，但营谋充任的则很少，其贤明而有才智的人，则更少。3、高级机关因为位置少，待遇高，于是政争剧烈，暗潮很多。据位的人便结党自固，政以贿成；失望的人便不择手段，策动革命。4、乡村自治工作因为待遇薄，生活苦，于是便往往为者不贤，而贤者不为。如有争夺价值的职务，在位者便籍公营私，鱼肉小民，如毫无一顾价值的职务，便永久无一贤者愿为。5、人民受土劣压迫太甚，如再加之饥馑之年，便会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暴乱事件发生。6、有才能的人，集在都市的越多，失业的便会越多，政治上的黑暗和倾轧，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政治上的腐化与纷乱。7、贤而有能的人，留在乡村的越少，地方上的土劣流痞，便会越多，因之他们的冲突和斗争，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乡村的破产和骚动。”祖父希望能够通过指出这些“循环的矛盾现象”及其不良后果，引起人们对健全基层组织的重视，并希冀通过基层组织建设使“头重脚轻”格局及其不良后果有所改变。是否做到、能否做到，那是需要另做研究，已非此处所欲讨论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意识形态重构、组织人员训练还是在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均显示出超过当时中国的任何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力量，从而结束了战乱、使中国摆脱了被分裂为“若干盘散沙”的危险，实现了国家的整合。祖父是通过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感到共产党“了不起”。当然，任何组织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在强有力地实现某一组织目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些其他目标的实现。在此处取得成就的组织方式，用于彼处却可能造成灾难。社会组织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当祖父感叹能“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力量的时候，充分施展组织、动员力量把乡村社会结成“整然一体”（且借用祖父当年“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的用词）的人民公社组织（当然，这并不是整合乡村社会的惟一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已经在生产激励和消费安排等方面暴露出其严重弊端，不知祖父是否注意到这些方面？
第二十四章抄家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在北京的中学和大专院校中迅速发展。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提出严厉指责，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在此期间，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潮，相伴随的则是对与“旧”相关家庭的抄家活动，打人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党派人物的家也开始被抄。大约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比较麻烦的经堂里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由于事先有这样一个安排，因而在后来的数次抄家中，未曾出现在某些地方出现过的损毁佛像的事。现在想起来，徐冰部长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负责的。其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批判（此后很快便被打倒）后，徐冰部长本身的政治命运也是山雨欲来不久，他也被打倒了。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