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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后者撤销于1954年， 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世”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定”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杀’者，就是威服，所谓‘德风’，正是‘德化’。《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
“何以同化政策优于分化政策――也是极其显明的事。在前面说过，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定’字。但是要达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说‘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
重庆戴家巷（2）
祖父讲这些话时，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当然不能作为给我起名缘由的直接根据。但作为反映其思想的一个脚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小时候家里请了保姆来带我们。在重庆带我的保姆姓何，被称叫“何何”。她小个头，精力充沛，非常爱整洁，一身中式斜襟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概受她的影响，我小的时候注意清洁到一度几乎有“洁癖”。上街鞋子脏了，总要弄干净才善罢甘休；摔个筋斗裤子脏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来北京开会，把我和哥哥也带来北京。从湿润的南方到了干燥的北方，总觉得到处土泛泛的很脏。上街走一会儿就觉得衣服上都是土，于是拍个不停，此举在家中传为笑谈。不过后来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最耐得衣衫肮脏的恰恰是我，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至于对北京到处是泛土的感觉，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强烈。后来到山西雁北插队，经受了沙尘暴洗礼，回到北京时竟觉处处清洁。雁北地区年年冬春季节风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有关在戴家巷生活时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闪过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场（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商场的名称是“群利商场”），商场中有一个木制的鸭子，内有机械装置，“鸭子”不断地点头把嘴伸到水池中去“喝水”。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商场来，总要看一阵“鸭子喝水”。到这个商场来，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东西，那就是被我称为“冠生园水”的饮料，实际上就是果子露水。不像今天的城市家庭，只要不怕孩子长得太胖，甜饮料可以充足供应，而当时，果子露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也是难得喝到的。
我到商场去做的这两件事是母亲记得清楚的。但是她还记得的一个举动我却毫无印象。那时正值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十分亲密的时期，街上的扩音器里常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大概是听的次数多了，每次上街听到这首歌曲播放，我便跟着唱，但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莫斯科－北京”被我唱出来的是“毛公鸡”。后来到北京来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常讲起这段事，每次讲时她总是开心地笑。但我真是没有印象。这首歌我一直不会唱，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会的只是一句：“莫斯科－北京”。说不定还真的是那时的记忆，要不怎么只会这一句呢？
关于家里面的情景，我印象较深的是驻扎在家里前院有一个警卫班。警卫班的战士都著解放军军装，手持长枪。黑亮的冲锋枪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祖父的警卫一律是穿便装、带手枪，看到他们，我头脑中常跃出那些穿正规军装的军人形象。这些解放军战士，凡两人以上一起行走，必成队列，未有丝毫懈怠。
家中客厅里的灯光曾使我觉得有点奇特：有的灯是彩色的。为什么要把灯光搞成彩色的？据说是用于跳舞的。记得这里举行过舞会，但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进去看过。我不记得祖父跳过舞，我觉得他不会跳，看他走路的步态和性格就不像，后来从父母那里证实他确实不会也不跳，祖母也不会。父母曾讲到，一次贺龙到家里来看到这样的设施后对祖父说，你可以办个舞会啊！但祖父始终没有把这个提议变成现实。那么，把客厅布置成这样是谁的主意？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家里任何人的主意。这房子是政府的，房子中的设施、家具都是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配备的。很可能在这套房子归新政府之前，这种舞厅设施就有了。听父母讲，这套房子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银行家，似乎姓刘。我想，这样的人在家里搞一个舞厅是不奇怪的。
重庆戴家巷（3）
祖父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我也不记得祖母曾经逗我们玩过。祖父安详，祖母带几分严厉，他们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动作。倒是有几位客人的一些特别举动在我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一位是个医生。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饭吃到嘴里不嚼，直接吞咽下去。他侃侃谈来这样做的根据是，肠胃对于人的健康来说极为重要，而肠胃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把饭放在嘴里嚼得烂烂的，胃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要囫囵吞。祖父听后一笑置之，自己照嚼不误。医生每次在家里来吃饭总是身体力行，每顿饭吞三碗。他的身体看来的确很好，声若洪钟。后来我上小学学到成语“囫囵吞枣”时，立即想到了这位医生。这个成语是形容不求甚解的行为，我当时暗想，医生却是思考了一番道理才“囫囵吞饭”的啊。
医生的举动引起哥哥和我的兴趣，但我们的模仿很快被祖母制止了。其实要想不嚼而吞，喉咙也有抗拒。囫囵吞饭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三碗”作为一个有趣甚至带点豪迈的符号仍留了下来并被模仿。吃饭时，我在面前摆上三个小汤碗，盛上三碗米饭，口中念念有词：“我吃三碗！”因为碗小，这种缩微的豪迈引来一阵笑。其实，笑我的人未必知道其中的典故。
还有一个客人吃鱼的方式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