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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此间的道理，颇值得研究。当然，变迁的过程尚未结束，此时下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定型的结论尚早。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来。听父亲说，贺龙有一次和祖父谈话，示意他写入党（中国共产党）申请书。祖父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说“身虽不至，心甚向往之”。我问父亲这件事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回答说，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约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调北京工作的，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断，这次谈话很可能发生在祖父到北京开会期间。
第十六章 天安门看焰火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也是我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国庆节。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庆祝。祖父带着我们5个孙辈（哥哥、姐姐、我、两个弟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我们到得比较早，上到城楼上时，来的人还不多。一会儿，走过一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又抚摸着大弟弟的头用四川话问祖父：“孙子？”他把“孙”不是念成“sun”而是念成“sen”，是标准的四川发音。“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苏联老大哥”，但那次确实没有“老大哥”的感觉。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一边耍去”。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中共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知道”，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开始的。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而这些“内部发行”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说，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内部”书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门认为不宜公开、但又需要某些高级干部或特殊工作部门的人了解的国外作品，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