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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周总理来家中（1）
1959年秋季的一天中午，下课走出学校大门，发现胡同里和往日不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警察站岗。看样子，有重要人物来临。听街上人说，来的是周总理。
走到家门口，发现这里有更多的警卫人员，我意识到，很可能周总理到家里来了。祖父的警卫员在门口提醒我，不要去大客厅，由左侧走廊直接回后面中院去。见到母亲得知，的确是周总理来了，一道来的还有贺龙和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总理一行中午在家里的饭厅用餐，父亲、母亲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小客厅吃饭。我只是在到厨房取食品的时候远远看到周总理等人。我吃完午饭就到学校去了，周总理等人何时离开的不得而知。
周总理和祖父谈了些什么，我未听祖父事后谈及。我只是在和做饭的张师傅闲聊的时候，了解到周总理对川菜的一点看法。那天，考虑到周总理是江浙一带的人，又有在江西、重庆等食辣椒地区的生活经历，张师傅在配菜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辣与不辣相互搭配。用餐后，周总理对张师傅表示感谢，并谈到，认为川菜都是辣的是个误解，其实川菜很丰富，有许多是不辣的。我问张师傅，川菜中不辣的占多少？张师傅说，就宴会餐而言，一多半都是不辣的。在宴会配餐时，通常辣的占四分之一为宜。
在当时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张师傅的手艺颇有名气。1992年到深圳开会，于光远先生带我去拜见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知道我是刘文辉的孙子后，说了些称赞祖父的话，还特别问到，张师傅后来到班禅那里做饭去了？我回答，是。他说，张师傅做的饭特别好吃！
祖父是在1942年2月第一次和周恩来会面的。这次会面，是通过祖父的朋友和旧属张志和居中联系而成。当时，他们会晤于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吴是祖父的好友和旧属）。这次会谈高度机密，在座仅祖父和周恩来二人。根据祖父后来回忆，周恩来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认为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反对*。周恩来表示，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他向祖父建议：应当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力量的团结；而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必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他的看法是，西南地方力量当时有条件这样做，应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这次会面达成的一个操作性协议是，*中央派员到雅安，在祖父任军长的24军内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是年6月，*中央派王少春夫妇和报务员石励携带电台到雅安。 为防止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捣乱，祖父将他们安置在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保卫。王少春和祖父直接联系， 当祖父离开雅安的时候，指定张伯言和杨家祯参谋长和他联系。从此，祖父和*中央有了一条直接联系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祖父得以及时了解*中央对局势的分析和态度以及有关政策。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也通过这部电台和祖父沟通。祖父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刘邓大军即将进军大西南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祖父及时通告，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并嘱咐祖父，起义行动不宜过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祖父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照十分感念。
周总理来家中（2）
祖父与周恩来的政治交往，无疑是首先看重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这一政治背景。然而，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和人格特点也无疑使祖父乐于与之往来。祖父晚年曾和我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精明过人，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的意图；为人周到。
除了设于祖父军队中的电台这一渠道之外，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时也通过中国*政团同盟的朋友向祖父转达一些意见。比如，1945年初，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周恩来在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之际，嘱民盟朋友向祖父转达说：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并提醒祖父：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支持，谁也站不住。他希望祖父把西康工作做得好一些，取得人民支持。
祖父和中国*政团同盟（这是中国*同盟的前身）有较深的渊源。1941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召开会议，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推选张澜任主席。在中国*政团同盟酝酿成立期间，张澜曾多次和祖父会晤商讨，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予以合作。祖父向张澜承诺，对中国*政团同盟将在政治上配合，经济上尽力协助。此后，祖父的确是这样做的。同时，祖父也通过该同盟扩展了政治联系。
祖父虽然和中国*政团同盟领导联系密切并对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但在一段时间中，他并不是其成员，和*政团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和张澜的个人联系去体现，对外则以同情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于1941春年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该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中国*政团同盟的活动或对之支持。参加“唯民社”的有共产党员、*人士，其中大都是文化界、教育界名人。“唯民社”成立以后，创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周刊》等刊物，以及书店、报纸，宣传抗日和*思想。关于“唯民社”的成立过程和宗旨，祖父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有所叙述。 为了使回忆更加准确，祖父在1960年代准备写作时，曾请一些重要当事人协助提供资料。在祖父去世后搬家时，发现有的资料居然没有在“*”初期的抄家中遗失。父亲把这些材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唯民社”主要成员李相符（李是共产党员）写的“唯民社”成立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间，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日益暴露消极抗日、积极*，同时在大后方借‘抗日’之名，加强一党*。特务横行，压制*，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一九四一年春），根据自公（祖父字自乾，这是尊称――笔者注）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