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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迅速占领波兰、北欧、法国，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日本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据说，当时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意即要利用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的时机，称霸亚洲，有些激进分子甚至高喊：现在马上到南方去。现在，日本人发动了新的战争，“公共汽车”算赶上了，但车上乘客的心情，恐怕不都是那么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吧？不过“实在痛心”也好，“令人不解”也好，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他们便立即寻找机会，谋求“为国分忧”。
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941年12月3日发出的大陆令第575号，以及日中国派遣军发出的相应指示。1942年日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且在辖区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还“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看来当时上边对华北日军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像支守备队似的看守好现有地盘，就大体算完成任务了。可冈村宁次实不甘心如此，偏要考虑“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无怪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要说他“极为积极”了。
略有军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两面作战是极其不利的。
两只手打人，毕竟不如集中全力于一个拳头有力。故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比以往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
——要么实现“和平”停战，要么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1941年12月8日，美、英、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纷纷对日宣战。中国抗战抗了好几年了，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对日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停战希望渺茫。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八年抗战，日本人在选择打击对象时，是有变化的。
抗战初期，1937、1938年，日本人是瞧不起共产党那几万兵的，主要打击国民党；1938年秋日军回防后，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是心腹大患，对共产党以军事打击为主，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又想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下国民党，因为就国际影响而言，国民党重庆政府，毕竟是中国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延安政权，只能是地方政权性质。一向反共的冈村宁次，就坚决主张尽早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以致命一击，以便结束“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上脱出身来。
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时，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却认为对国民党重庆政权的打击还不够。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据日方文献介绍，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精神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给重庆点颜色看看，才会真正实现“和平”。对一些文人特工实施的“梅工作”（引诱汪精卫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发出以下感慨：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
从冀中开刀（3）
…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
冈村宁次骨子里老是那么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劲头，但也不能不承认，此人看问题较某些被他斥为“不懂中国国情”
的人，的确要深一点，准一点。他的态度及言论，在日军内部也不会一点影响没有。一些资历较浅、表面备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军官，内心实际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陆军省军务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政权”表现出很不乐观的估计。他说：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权，从实质上看，预想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统帅部所希望的，使重庆政府分崩后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庆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之下，预料将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就将处于日本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成为一种傀儡政权而不能真正解决事变。万一事态如此发展，陆军将要比建立政权下定更大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持久战。
正是应了那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史的结局现在大家已知道了，汪伪政权建立后，重庆政权并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要求对重庆实施武力压力的呼声又高了起来。
1939年12月10日，冈村宁次再次要求予重庆以迅猛一击，他写道：“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
冈村宁次最后还引用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话，来结束全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看来，孙子也是主张速决，害怕持久战的。
据日方文献声称，冈村宁次“这个意见虽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有深刻的共鸣，但未被中央采纳。冬季攻势到来，证实冈村意见是正确的。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有不可轻视的抗战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并坚持认为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当时中央部把这看作瓦解敌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说，日本人痛感，对国民党重庆政权，光有军事打击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诱降也不行。必须是既有政治诱降，又有军事打击。这样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这里所说的“冬季攻势”，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军从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属印支边境，发动的一场全面出击。本来，日军为了切断国际社会通过中越边境对中国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广西南宁发动了进攻。日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说“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为此日军调集号称精锐的第5师团等兵力，作战之初，日军进展顺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但稍后在距南宁50公里处的昆仑关，日军却受到二十几个师的国民党军的反攻，日军精锐第5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几被全歼，旅团长中村少将死在手术台上。消息传来，日军21军指挥部“充满悲观气氛。”
在华北、华中各地，日军也均遭到国民党军的反攻。日方文献声称：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据分析，蒋政权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以显示本国军队仍然强大的行动，维系其国际信誉，借以掌握民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想以此行动抑制和阻止新中央政权（指汪伪政权）的建立。
这次冬季攻势，据日方文献，国民党军“蒙受极大损失，仅遗弃的尸体就约有五万具。”而日军自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日本人说：“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日军“对重庆军有了新的认识，痛感必须在军事上加以压制，坚决要求增派兵力。”
为了报复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并打乱国民党军在整训结束后可能发起的进攻。194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