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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们对这一案的起落，是着着制先，我渐渐证实了这一消息，我非常着急，与李玄伯见面而后，他老是吞吐着，等候命运的自转。易培基死的冤枉，我被无端受审，代为出庭。这件事是我平生最难吞下的狗屎。我不能忍了这件岂有此理的奇耻大辱，转瞬已是1947年新年，我在南京写了一封信给李玄伯同他的夫人易漱平（易寅村之女），其词如下：
玄伯先生、漱平贤侄，双鉴：前寄一书，谅达。新春，想？潭康乐为慰！
前旬潘薪初兄两度晤谈，彼乃异常热心于故宫冤案，谓在沪曾见石曾先生，亦曾纵谈此事，且对之极表愤怒，并奉石公之命，以全案二巨册交我（此册即稚公亦曾送我一部者）。故薪初之意，以为石公对我辈之不愿深谈，乃抑而不发，并非忘情，目下马衡之子马太龙向薪初表示已劝说马衡为我方反证，郑亦向薪表好感，谓鹿山先生农部政绩不良，而此事则冤云云，此辈投机，自不可信，而可以看出彼等心虚情况，畏惧反攻，证以洪陆东（即发印二巨册者）托人向我拉拢，谓此事已了，彼个人更无恶意云云，均系时代变转之象征。故现在我方问题有亟应研讨者为：
一、反攻乎？二、听其自了乎？三、反攻之时期，四、反攻之方式。先须决定一、二两事，方能谈三、四。兹将拙见胪述如次：？
一、反攻，于我必得最后清白，毫无疑问，而且必须。（以为国、为鹿山、为朋友、为自己、为朋友、为博物院，均需有此一役。）
二、听其自了，眼前自可偷安、省事，而历史永无昭雪之日，目下文化论文，已普遍用此“故宫盗宝案”事为典，天下尽知吾等是一批罪人。中央图书馆已缪将此诬蔑之二巨册列入考古书类第一号，彼方业以胜利状态结束，如此我们无以对国家，无以对社会，无以对鹿山，无以对自己！？
三、就时期言，稚老云：须待大戏唱完之后，目下大戏是否将告一段落，如整个唱完，薪初述石公谓我说：“我等不及”此似误传，我似乎说过：“西厢上主脚等不及”、“恐失去目标”，实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稚老年龄最大，两君最小，我则居中。而最重者，稚老之健康。薪初并云：目前之环境，如亮老（王亮畴、宠惠）、如谢冠生等等诸公（如居觉生）虽极温和圆烈，但万一作战，则多少公道自在，必为我方与国。
此外如岳公（张群）、如泳霓，亦多少可以策动，万一各党参与，大局大变，则直须待至毛泽东时期，反而或可得胜也。于是还有一端：
薪初说：此次大赦案，本拟列此案，现在没有，但是尚可加入，我之主张“不认要赦”，因为根本无罪，赦是侮辱。潘则谓“赦更干净，可以失去对方揸拿一点”，仍无妨于反攻。（此层是否再须研究？吴宪老说：“罪可赦，则脏如何？”此语确极重要；然则，求赦亦不可得也。）是格外小心之意，或者玄伯先生必替成此说，我尚期期，如多数以为有利，则勉强从同耳。
最后第四，方式问题：我以为漱平亦可出马代表父亲，名正言顺；玄伯不必说，我自然附骥。（发动方式，为分别起诉，一致进行。）《四进士》的宋士杰说：“打一仗热热闹闹的官司。”我们何妨在更大的戏中，唱一出不大不小的小戏为之插曲。
你们两位的前途，较之区区，实重要胜万万也。宪老亦甚替成此事，谓明日将赴沪，约我同晤稚老，并尚不知两位之意，故先以书闻。薪初亦云拟来沪一读。如有意，请见示，来一个会谈如何？不一一。敬颂春厘。
？？启 景洲 一月二十五日
请先一探稚老意。应在玄伯北行之前。此函可呈稚老一阅，是否并呈石曾公，则请尊酌可也。
前函请问在申保存我方全案之律师，各件是否无恙？已问明未？乞复。
又及这一封信发出之后，他们仍旧没有痛快决定的回信，我知道他们都在拖宕，吴稚老当然也还以为没有到时候，我孤掌难鸣，只有一叹。最可气的，我信尾所提及的某律师，是抗战前托他负责保存这全案文件的，吴稚晖屡次对我说：“他绝对负责保存，决无问题；而且此人就是李石曾世界书局的法律顾问。”
但是还都以后，我屡次书面、口头问他们索取全案文件，一直没有答复。最后李玄伯说：“已经问过这位负责任的大律师，他说：日人控制时期，恐怕不便，已经全部焚毁了。”此乃所谓“负责”！也不知道对日本人有什么不便？其中又是什么鬼？只有天晓得！我这个受了如此大冤枉的书呆子。真痛心我国社会上现在的所谓“信义”！？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1）
1947年的冬天，国民党在撕毁新协约之后，又完成了什么新宪法，选举什么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类，一帮政治垃圾有如趋炎附势的苍蝇蚊蚋，终天终夜嗡嗡地钻营争夺着，张溥泉（继）奉了太太的命令替她一帮狗党狐群在奔走，据说辛苦非常，某一天忽然得了暴病，不到几个钟头，大声怪叫痛极而亡。也算对他太太的尽忠报主，若照吴稚晖说真有阎王，一定也是易寅村活捉去了。难道不能说是“鬼迷张天师”？？
这样一大块行尸走肉的冰山倒了，一大群偷鸡摸狗的捧臂人着了慌，尤其是郑烈，他更急切地要实行他们的特赦工具来了结这一案，终于到了1948年1月9日我们在《南京人报》见了一段小小的新闻，题目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内容写着：
易培基等检察官提起公诉，（原文如此）刻刑庭已宣告判决之侵占案，由地院对被告易培基、李宗侗、吴瀛之判决主文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判决理由两部说明：一、李宗侗、吴瀛部分，查该被告等于民国十八年分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及简任秘书时，共同将职务上保管之故宫古物陆续侵占入己，经公诉在案。惟犯罪在二十六年以前，依刑法第二条第一项，自无惩治贪污条例之适用，应按刑法治以侵占之罪。但三十六年一月一日业已赦免。二、易培基部分，被告死亡，应渝知不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五款有所规定，并经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稚晖）证明，上海地检处查明在案。
这当然是一个奇谈，天下哪有不经判决而忽然赦免之理！原案易培基是主犯，现在忽然倒置。他是不受理，那就应该整个消灭。我同李宗侗又忽然升为主犯又变成业已赦免了。
我当然不能忍受，他们不在主要大报上发表而仅仅在一种半开纸的《南京人报》上登载一下，也就是一种“暗渡陈仓”的法门，我那时在行政院，他们都知道，据潘新初告诉我，他们仍旧故意作为“不明所在”而不送到。也可见其可怜可鄙、心劳日拙了。
但我如何可以默尔而息呢？我最和平针对着他们的办法，至少应该登一个启事来否认，于是我以个人名义草写了一个书面启事，我一面通知李宗侗，希望他能够取一样的态度，一面自然应该告知吴稚晖，以为他一定能同意，这一封信原文如下：
迳启者：
读一月九日《南京人报》载：“易培基案不予受理”新闻一则，此为民国十八年一大冤案，主动何人？原因何在？多数政治及文化界人，类皆知之，本已无烦深说。以事涉私人政治斗争及神经纠纷，错综复杂，在中日战前历八年而不能决，二十六年抗日战起，国难严重，被害人或死或亡，惟本人追随政府西迁，又阅十载，（此十年中，若非抗战及国内战事，本人早当反诉。）本案前后迄今共逾一十八年。
本人服务国家，致力文化事业，在政治动荡、日人侵迫之下，主持古物南迁，艰险万状，不敢言功，幸无陨越，则为事实。乃以不能依违，陷身不白，初于二十三年以“防碍秘密”被控，为北平地方法院判决罚金，继又于二十六年九月为首都地方法院加入侵占古物大案，强迫以“所在不明”。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2）
夫以执行公务，发觉谋害他人之秘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