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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 “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为此林登·B·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七舰队也停止了东移。虽然信息的交换使形势明朗，但这个插曲揭示了在冷战中期，美苏维持全球平衡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这进一步解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压倒优势的感受，同时也说明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使我们无法倾全力于越南。
现在对我来说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将我们引向了从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所受到的破坏——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失败能否避免？从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学者们无疑将希望研究并揭示这些问题。这个念头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更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决定让我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T·麦克诺顿着手搜集材料以备将来的学术研究。我告诉他要扩大搜集面和相关的文件范围，不要仅限于我们国防部，还要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由于我要求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因此我对约翰·T·麦克诺顿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T·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H·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H·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列材料。他们全都说：是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莱斯利·H·盖尔布的小组就美国二战后对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页的研究报告。这已远远超出为研究人员收集原始资料的范围。整个工作总起来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莱斯利·H·盖尔布和他的小组实际上无法接触白宫档案和一些高层政府部门的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它体现了我要求尽可能客观的宗旨，他们几乎搜集了到那时为止与越南有关的所有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务，这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努力却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一九七一年，曾为莱斯利·H·盖尔布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这份材料，主编将之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并开始节录连载其内容。这使林登·B·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中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尴尬。当第一篇节录出现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报纸上时，尼克松总统的司法部立刻动用其属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继续发表。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国防部，但我仍发现我被违心地卷入了该事件的幕后活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詹姆斯·B·斯科特·赖斯顿与他的妻子萨莉，同我和玛格丽特在我们家一起进餐，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电话进了书房。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说：《纽约时报》的主编和律师起草了一个声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停止进一步刊载的要求。然后，他向我们读了手中的草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时报应该继续刊登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然，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允许《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