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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鲍尔提出来而我们没有很好去做的一项建议是，请求调解者（如瑞典、苏联或十七个不结盟国家）明确告诉河内，我们将接受他们提出的立场。我们曾与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进行过数星期接触。在此后三年中，我们尝试过许多其它形式的接触，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没有把我们的立场表达清楚。
几天后，我请约翰·T·麦克诺顿起草一项停止轰炸一星期的建议。我希望此举能引出一系列相关行动，致使河内进行谈判或者减少其对暴动者的支援，同时提高国际国内对本届政府政策的支持率。和我后来提出的许多暂时停战的建议一样，这项建议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军方许多高级领导人反对这项建议，因为他们担心北越会乘此机会加强渗透。总统的某些顾问担心，如果停火持续下去，河内会提出谈判以诱使我们入圈套，这样一来，北越就可以借轰炸停止之机维持甚至加强对越共的支援。还有些人担心美国右翼势力会视此举为怯懦行为，如果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他们会要求扩大轰炸规模。
最近几个星期，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中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林登·B·约翰逊对此颇感恼火，他想做出答复，如有可能，平息这些批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非他个人相信在这个阶段暂停轰炸能促成谈判。
无论如何，五月十三日开始了未经宣布的暂时停火。同一天，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电文，内容如下：“美国政府考虑了河内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议：在北越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将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军队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大幅度减少。” 河内驻苏大使拒绝会见福伊·科勒。那天夜间，一位级别较低的美国外交官将电文亲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馆。第二天早晨，电文被装在写有“美国大使馆”字样的一个白信封中退了回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一则感到被驳了面子，一则担心右翼的批评，总统在五月十六日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了恢复轰炸的想法。我请求推迟一段时间，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计划，给河内更多时间考虑做何反应。但总统认为，河内如果有兴趣，现在就已做出反应了。我们最后议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轰炸恢复了。
此后的三周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越来越沮丧和担心的一个阶段。南越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军队内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谋反对潘辉括（音译）的文官政府。一次政变刚刚失败后，由南越青年军官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成功了。他们推举四十二岁的阮文绍将军为国家元首，以空军三十五岁的阮高其将军为总理。代理大使亚历克斯·约翰逊说阮高其像一颗“无人看守的导弹”。他确实如此，他嗜酒嗜赌如命，还十分好色。他穿着浮华，我常见他身着带拉链的黑色飞行服，腰带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还发表极端言论。当有记者问他最崇拜谁时，他说：“我崇拜希特勒我们越南需要四个或五个希特勒。”威廉·P·邦迪后来把阮文绍和阮高其称为“庸才，真正的庸才！”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轰炸难以奏效，这使要求扩大地面战争的压力日益加强。六月三日，马克斯威尔·泰勒致电华盛顿：“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并不相信任何规模的轰炸能够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动。也许只有当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势已经或将要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才会改变态度。”
两天后，他又致电说，南越的一个军由于领导不力和士兵开小差，已经快要溃散了。几个月来，马克斯威尔·泰勒一直反对美军在南越参加战争，但他现在不得不指出： “美国地面部队也许有必要采取行动了。”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威廉·P·邦迪、乔治·鲍尔、汤米·汤普森和我于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腊斯克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总统突然走了进来。他显得很孤单。他说，“夫人”走了，他是来找些伙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头一盆冷水。
他读着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忧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迪安·腊斯克还抱有一点希望，但是我说：“我们谋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们能做到吗？我不知道。共产党仍然认为他们胜利在望。”
总统侧耳倾听。他看上去有些苦恼和忧郁。他沉着脸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有一天会遇到大麻烦。”
他是多么正确啊！
六月七日，炸弹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兰致电五角大楼说： 东南亚的冲突正在升级。部分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更多的军队正在途中迄今为止，越共在这次战役中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军队很难对付日趋强大的越共力量。士兵开小差的比例极高。战斗损失比预计的高出许多其结果是，南越军队开始不愿意发动攻势了。有几次，他们的意志在炮火的打击下显出了动摇两军人数的对比继续向有利于越共的方向发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军队肯定顶不住这种压力在此后非常关键的几周内，除了增派美军或第三国军队加强我们在南越的行动外，我认为我们已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增派军队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强我们在地面的进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们赢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兰说他现在需要四万一千名战斗部队。以后还需要五万二千名。这将使美军总数从八万二千人增至十七万五千人。他在电报的最后说：“必须继续研究制定在必要时动用更多军队的计划。”他的要求意味着美国无限制地扩大了军事干预。
我在国防部任职七年收到的数千封电报中，这是最令我烦恼的一封。我们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到底要走哪条路，我们不能再推迟做出抉择的时间了。在此后的七个星期中，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阴云。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研讨。南越的命运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动用美军才能挽救。“我们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我对其他人说。但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
六月十日我们继续讨论。有人（我忘了是谁）说：“美国人民认为我们隐瞒了实情。”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已经“欺骗”舆论很长时间了。
总统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问：所需美军会超过十七万五千人吗？
答：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持南越军队的极限人数。
问：我们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对北越保持压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答：有人说是形成和局。有人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南越的自决自主。
问：在谈判方面我们还有任何办法可想吗？
答：公开与越共接触。但这可能会严重打击西贡的士气，而且几乎没有成功希望。迪安·腊斯克认为与越共打交道实际上意味着失败。
问：五月份的暂停轰炸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了吗？
答：在西贡没有。此举消除了批评者的靶子。但国内外的抗议之声依然未绝：我们将走向何方？麦乔治·邦迪和我建议多做些解释。我们请求总统发表重要演说，阐明他的意图。
会议期间，总统指示我们询问威廉·威斯特摩兰，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战术；越共和北越会做何反应；美军会有多大伤亡，何时会出现伤亡。由于这些问题找不到确切答案，在此后数月内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决策。
事态的急速发展使我更加担心我们介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那天晚上通过电话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交谈时，我对他说：“在内心深处，我对参战规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认为参谋长们没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我知道他们没有。”
“你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是他们希望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吗？”他问。
“是的，”我说：“他们希望不致于走得太远。但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没有说这是最后的措施。”
在此举棋不定和混乱的时期，我于六月十六日会见了新闻记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