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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十四个目标的有关问题，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复见于一份军事演习报告中，这次演习的代号为“S…Ⅱ…64”，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联合军事演习局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举行的。报告总结说，对北越进行“军事轰炸不会很快使南越的暴动停止”，而且“对（敌人）较低的生活水平也许只能产生非常之小的影响。”
西贡政权解体的速度甚至快于我们与总统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马克斯威尔·泰勒怒气冲冲地来电说：“只有出现一个卓越的领袖才能扭转局势，但这里没有乔治·华盛顿。”自从肯尼迪政府组建以来，我们一直把政治稳定视为我们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现在马克斯威尔·泰勒说这已做不到了。不久后提交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反映了他的判断。报告称：“在南越很难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战争的稳定的政府。”
这两份评估本来应该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它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那样做，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由于我主要依据的是《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而且在书中经常引用它们，所以我先对它们做些介绍。一九五○年，中央情报局创办了独立的国家评估委员会，其使命是对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及其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利用了来自各个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国务院的情报和调查局以及军方的情报机构。按照惯例，国家评估委员会把评估报告的草稿发给各个情报机构征求意见，对于各种意见，国家评估委员会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然后，评估报告被转至高级审查委员会——美国情报委员会，并最终呈送到中央情报局局长手中。他将把评估报告直接呈交总统和总统的高级顾问。
在我任国防部长的大部分时间内，原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肯特领导着国家评估委员会。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见过的拥有最激烈和最强烈的地缘政治理念的一个人。即使我与他意见不一（这种情况不常出现），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报告对我影响极大。
九月九日，当我们与总统开会讨论可能的行动策略时，他的军事顾问们之间的巨大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认为有必要立即对北越实施空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G·“巴斯”·惠勒）、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部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大使均认为，我们不应对北越采取极端行动而使目前虚弱不堪的西贡政权过度紧张和劳累。
南越的政治动荡深深地困扰着林登·B·约翰逊总统，他十分担心这种情况将使我们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马克斯威尔·泰勒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绝不能让河内取胜。厄尔·G·“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强调指出，参谋长们一致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东南亚。迪安·腊斯克和约翰·A·麦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没有人（包括我在内）询问，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总统最后指示迪安·腊斯克告诉那些希望立即进攻北越的参谋长们，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拳击手在第一个回合都坚持不下来的情况下参加十个回合的拳赛。“我们至少应该让他做好坚持三到四个回合的准备。”他嘟囔着说。引人注目的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讨论过战争的升级将对竞选产生什么影响，当时离大选仅剩两个月时间了。
林登·B·约翰逊担心南越虚弱不堪是对的。四天之后，南越又发生了一场政变。这次政变是军队中的天主教徒发动的，他们认为阮庆将军与佛教徒的关系太密切了。天主教徒进军西贡，占领了政府的几个部门和设施，最后被忠于阮庆将军的青年军官赶走了。
与总统讨论了此次事件后，迪安·腊斯克致电马克斯威尔·泰勒说：“南越领导人的内讧现象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领导人不能宣布暂停内部的争斗，那我们参战有何意义呢？”甚至小格兰特·夏普上将也表示怀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电厄尔·G·“巴斯”·惠勒说：“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会给我们未来的行动方针造成某些严重问题相信政府的决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报局同意这种观点，指出：“目前的形势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胁美国在南越的现行政策和目标的政治基础。”
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乔治·鲍尔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备忘录，对我们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议。就其深度、广度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而言，备忘录与作者同样极为出色。乔治·鲍尔头脑敏锐，才智过人，文笔流畅。乔治·鲍尔是个大西洋主义者，坚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高于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成员。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时，他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顾问。由于他被公认具有强烈的欧洲倾向，所以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他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均有所保留。
乔治·鲍尔一开始即指出：西贡的政治局势已严重恶化，而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暴动的强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轰炸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鲍尔对“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他尖锐地写道：“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乔治·鲍尔指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 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动；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暴动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性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
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