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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P·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结论·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势目前非常紧张，吴庭艳—吴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拥护。
·在日后的压制行动中，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可能改变当前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尽管这似乎并不可能，那将会大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促使吴庭艳和吴庭儒走向温和。压力诚然有可能会使他们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这些压力，他们则几乎肯定不会放弃过去的行为模式。
·以一个新政权来取代目前的政权，其前景是否会更好，似乎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开始时，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势力和维持秩序，只能实行独裁式的强大统治。按照当今军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来看，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军事将领来担任，他或许会通过政变后军政府的选举来获得大权。在吴庭艳和吴庭儒离开后的最初阶段里，这一独裁式的军事统治或许会平安无事，此后，则至少会重新捡起吴庭艳的压制手段，以及继承吴庭艳之前越南传统统治体制中的腐败。他们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义上，绝不会比其前任逊色，从而将其考虑的重点放在传统的军事上，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我们的建议是： ·保罗·D·哈金斯上将与吴庭艳一起重新审查军事方面的必要变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区的行动将于一九六五年底结束。
·建立培训越南人员的计划，这样，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军事人员扮演的基本角色，将能由越南人来充当。到那一时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员将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训越南人接任军事职能计划的进展相一致，国防部将于近期宣布，立即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员。
·为了给吴庭艳留下我们不赞成他的政治计划的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断绝其计划发展的重要财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决定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将不采取主动的做法，去鼓励政府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我们特别强调，这时组织一场军事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在那天上午，我们前往白宫，向总统就我们的此行做了一个小时的简单汇报。谈话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的建议。“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这一地区脱离出来的手段，并且，我有责任将这一手段展现在国家面前。”我说。
那天晚上，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了我们的报告。由于上个星期的尖锐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总统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径，来说服吴庭艳改变西贡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强调，越南行政当局的团结统一是起码的条件。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政策和报告。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而我们去那里只是作为顾问，是为了帮助南越人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么，战争将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对于我们的建议，即：国防部将宣布一项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本年内将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则众说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全部出访的成员都已对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大家则对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反映，鉴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对此问题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认为，军事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训练也已达到了足以让我们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战局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也无证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但是，他们赞同我们开始撤离的观点，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么，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已足以取得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显，那则是因为其政局的不稳定而导致其无法取得这种成果。还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南越人还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是我们的训练时间还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水平上的训练还应当继续下去。
经过大量的辩论之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军事人员。按照我的回忆，在没阐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一举动。总之，由于内心动机的强烈驱使，以及担心其他人会试图让他撤销这一决定，我敦促他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将使它变成了现实。
这一过程当然引起了争议，这是不出所料的。尽管，总统反对将“到年底前”的词语写在里边，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担心，如果我们宣布了此事，并且，无法在九十天内完成此举，那么，我们就会背上头脑发热的罪名。我说，“公布此举的有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国会和人民说，在减少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游击战中的出现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切实的计划——南越人民也应逐渐培养隐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认为，在面对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