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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我一直不打算写的书。
虽然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人要求我把我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公布于众,但我担心这么做有自我标榜、自我辩解和损害他人之嫌疑(这是我想竭力避免的)。我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一个人很难面对自己的错误。但是,某些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和意愿。我不是在迎合人们了解我的个人经历的心理,而是要把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和我们能从那段经历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呈现到美国人民的面前。
我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的同事们都是些精英分子,是年轻、精力充沛、聪明和怀着良好愿望的爱国志士。为什么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称谓具有讽刺和贬低之意)——在越南问题上错了呢?
当时的经过一直没有公布于众。
为什么现在讲呢?为什么在沉默了这么多年以后我认为我应该讲出来呢?原因有许多,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看不惯那么多的人讽刺挖苦,甚至公然蔑视我们的行政机构及其领导人。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局面: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各种丑闻以及贪污腐败。但总的说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称职、不负责任和对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幸福漠不关心。我也不认为他们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或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差。他们的表现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世界上没有完人。他们犯过错误,但大部分是真诚的错误。
这增加了我讨论越南问题的难度。我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和其它国家有许多政治领导人和学者认为越南战争实际上帮助了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有些人认为它加速了冷战的结束。但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对此毫不怀疑。我想回顾越南战争,不是要掩饰我个人和其他人当时的判断失误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是要说明当时方方面面的压力以及知识的贫乏。
我想把越南战争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
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我们应该向后辈解释原因。
我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我谨慎地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评论有为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辩解和美化的嫌疑,就会失去可信度,使人们更加愤世嫉俗。正是由于愤世嫉俗,才使美国人不愿支持其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以解决我们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想说:“这儿有我们从越南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都有建设性的实际意义。”这是我们国家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的唯一可行方式。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道:“苦难给予你的回报是经验。”让这句话成为越战留给我们的永久性遗产吧。
就越南问题而言,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决定和事件梳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在确定这本回忆录的结构时,我曾考虑把担任国防部长七年的经历做一全面的描述。这将使读者了解我叙述的事件和决策的来龙去脉。但最后我决定只写越南,这样能使我全面追踪我们政策的演变历程。
我这样做有使叙述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未能有条不紊地妥善解决有关越南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另外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简言之,我们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常常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思考。
这种困境并不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以及美国独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也是大多数国家共有的。我从未看到过对这个问题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结果。这个问题过去存在,今天仍然存在,组建新政府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筹划。
我认为撰写回忆录的人往往过于依赖自己的回忆。无论他们多么真诚,这样做都会使人们回忆起自己希望记住或当时希望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尽量依据当时的记录和资料,使这种人为的错误降低至最低限度。我不是机械地大量罗列有关的文件和证词,而是力求以忠实于历史的方式组织这些材料。对于那些认为我的叙述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人,我只能说,这是我依据迄今能够得到的资料做出的我认为最接近于事实的叙述。我的目的既不是为错误辩护,也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为了明确我们所犯的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思考以后避免重犯的方法。
越南问题以及我的卷入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但我不会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我这么说,内心并不轻松,从本质上讲,我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许多更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讲述我国在越南的经历,过多地探究我个人的荣誉、成就、挫折和失败并不可取。
回顾越南问题时,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后的令人兴奋的几天里玛格丽特让我注意到的几句诗,是T·S·艾略特的《小精灵》中的几句: 我们不应停止探索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出发之所在和安天知命之时我还未停止探索,还未充分了解天命,但是我经历了自我暴露和自我发现的历程,所以我认为我对越南问题看得比六十年代时清楚得多。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我们的经历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就职。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 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