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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13节：自然资源陷阱（2）
因而波动性便是你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见识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多事例相继出现，于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恢复了对自然资源租金问题的关注。从那时起，政治学家也开始介入，提出资源收入败坏了统治。我没有对早先的经济解释置之不理，不过还是认为指向统治的证据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认为政治学家的分析并不够深入彻底，他们通常都将资源问题视为催生独裁政治的症结所在，例如认为是石油导致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出现。对此确实有绝佳的证据可以证明，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更糟。
资源诅咒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租金造成了民主的失灵。你或许认为民主正是资源丰富的社会所必需的，毕竟在这些社会当中，国家总会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去管理，而民主可以提供某种独裁所缺乏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国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时，你或许期待着民主能够在经济上大有作为。你或许就是这样想的，但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打算在存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为选举竞争提出一条全新的弱肉强食规则，即富者生存。
在许多社会中，裙带政治或许比提供公共服务更能有效地使用公款来拉选票，然而实行起来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为了使这一策略切实可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便不得不暗中蚕食公款。在使用资源收入来供应公共服务和使用资源收入来提供私人裙带之间，显然有一个关键的差别，那就是裙带关系打破了用于公共资源管理的所有规则。为给裙带提供资金，政府首先需要从预算中挪用公款，移入到贿赂基金之中。如果对挪用公款的限制足够严格，那么裙带政治就会因太过昂贵而无法实行了。我们认为，这就是资源租金扮演颠覆性角色的地方。如果在权力上具有有效的制衡，社会就能从裙带政治的手中被挽救回来，即使政党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它们也只能遵循选举竞争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社会具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是值得庆幸的，这是政治家们根据他们服务于大众的内在动机去进行选择，才使权力制衡得以加强的。在裙带政治寸步难行的地方，人们更可能是因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感兴趣，才会去留意政治的。当然，对于那些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社会，情形便恰恰相反：民主政治会更倾向于招徕鲜廉寡耻之徒而不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自由竞争会造成适者生存，但在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选举竞争只会将胜利留给腐败。我们因此得出了政治的竞争规则：富者生存。
第二部分 第14节：自然资源陷阱（3）
一天晚上，尼日利亚税务部门的一个主管邀我共进晚餐。实际上，他是个前主管，刚刚从供职的地方辞职，退回到私营部门去。晚餐时，他告诉我他为什么干不下去了。两年来，他一直在努力通过立法机构对一种小额税金进行立法：它没有什么值得异议的，在技术上也只不过是件收尾工作。它的通过需要获得相关委员会的主席首肯——而这位主席却问他：〃多少钱？〃就是说，委员会的主席想要从税务部门那里索贿。没有贿赂，就没有立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规矩；这就是日积月累地的结果，裙带政治只会引来鲜廉寡耻之徒。
为何巨额资源收入会削弱政治上的约束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巨额资源收入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税收的需要。因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再需要税收，公民们也就不会主动关注公共产品的提供，并要求详细审查他们所纳税款是如何支配的。这种对职责背弃的通常形式被大家熟知很久了，它往往被视为是对资源丰富的社会为何会更可能走向独裁的一种解释。我们的重点在于，这种对职责的背弃其实是发生在民主政体之内的，至少按照选举竞争的标准来说，它是民主政体。被破坏的不是选举竞争，而是对于如何使用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
我们发现，资源租金逐渐侵蚀了权力的制衡。它使得选举竞争不再需要严格符合正当程序。如果政党选择了通过施惠的手段竞得选票，它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而在种族忠诚和缺乏新闻自由的环境中，这也是拉取选票最为合算的手段。任何党派若是过于理想，选择使用公共服务路线来呼吁投票者的支持，就只会输掉竞选。
政治学家已逐渐发展出一种对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的定量评测标准。由于这一体系的全部定量化，它自然存在着不足：它仅仅将大约17种可能的权力制衡叠加在一起，纳入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独立自主的司法部门，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诸如此类。它并不理想，但聊胜于无。一些民主政治擅长选举竞争，但却不善于权力制衡，另一些可能恰恰相反，而发达国家的民主通常是二者兼备。当我们将这两种标准引入我们对增长的解释时发现，它们与资源租金结合的方式恰恰相反。尽管选举竞争会极大地恶化资源租金对于增长的贡献，约束机制却能极大地提高资源租金对增长的贡献。
第二部分 第15节：自然资源陷阱（4）
资源丰富国施行的民主如果具有充分有力的约束机制，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在实践中，怎样才算是〃充分〃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拥有价值20％GDP的资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选举竞争的国家。记得我们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与一个独裁国家相比就会丧失整整3％的增长率。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权力制衡的定量标准，社会仅仅需要17种可能的约束措施中的4种，就足以消除这种劣势，而有了8种约束措施，它就能反败为胜，反超独裁政治2。8％。只要17种约束措施中的4种，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多，但不幸的是，这已是资源丰富社会通常所具有的两倍了。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但悖论的是，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缺少权力制衡。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添加了17种约束措施当中的4种，是不是就足以如愿以偿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数只不过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一份蓝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权力制衡最为重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如果非要说哪一种约束措施最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闻舆论莫属了。有个叫做〃自由之家〃的组织，多年来将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纳入到一个评分系统中。评分相当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们使用它来考察在资源丰富社会中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自由的新闻舆论相当普遍地与更快的增长率关联在一起，但这种效应在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显著。
最后，我们试图追查权力制衡能改进哪一种政策。目前我们已推导到了投资决策：权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