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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这个间谍或电报机已经被英国所控制，欺骗性情报的播发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
但这种无线电游戏并不是英国所独有。德国人也玩弄这种游戏，他们称为“英国骗术”。欧洲大陆上的特种行动局的特务和无线电台经常落入德国手中。德国人就利用缴获的电报机和密码同伦敦保持联系，总希望能收到一些指示，这些指示将透露一些关于盟军的意图，以及关于他们尚未发现的间谍和间谍网的情况、新派来的间谍到达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空投物资和金钱的时间和地点。
由于双方都玩弄这种游戏，因此这种游戏成败的关键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掌握了对他们所操纵的收发报机进行保密检查的方法。英国人对无线电欺骗是很谨慎的。他们派到战地去的间谍都有两套手册：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每一种又有不同的检查方式。但一般来说都安排在某些地方拼错一些字。假定一个间谍被俘，被迫暴露了“假”的保密检查，那么发报中没有显露“真”的保密检查手段就会提醒他的指挥者，这个间谍是在强迫下发报的。德国人很快就了解到这个方法。即使德国人这样做了，有时也有可能根据发报员的“手迹”，即发报风格，识别出这部机器是否在敌人控制之下。每个间谍都有他的上级所熟悉的发报特点。发了一份电报的方式有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提醒这位上级，这个间谍已被别人操纵或者是冒充的。
因此，就连形式最简单的无线电游戏的建立和坚持都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种游戏是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尽管这种改进更具有危险性，它却能提供用欺骗对付欺骗的极好机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英国知道有一个无线电台被敌人控制了，如英国愿意发报的话还可以继续发，把欺骗和迷惑德国人的情报和指示发出去。这种两面手法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正常状态。
英国人绝不可以任何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道这个电台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必须像正常情况下一样继续回答已被敌方控制的电台提出的询问和请求，包括运送武器、弹药、补给品和金钱。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德国人手中。保持这种形式的无线电欺骗还有危险得多的一面。安排接待将要到来的间谍是一个无线电台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英国人停止往某个电台派遣间谍，德国人就自然而然地怀疑英国人已经发现了某个电台已经被缴获了，从而这场游戏也就垮台了。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人继续向落入敌手的电台派遣间谍，这些间谍很可能被抓起来处决。花一点钱和军需品来进行无线电游戏是否值得呢？
这样一些男女还可以派去从事另一种改进无线电游戏，即密友把戏的活动。这种战术的目标是把报务员派到战地去，带着英国人知道德国人能够破译的密码。通过这种无线电泄露消息的方法，可以把虚构的指示和情报传到间谍手中，再传到敌人手中。同样，要使敌方能长期相信这种假指示和假情报，必须让人看来，同间谍的通讯一直保持正常，而保持正常的先决条件就是不仅要继续运送武器、弹药和钱，而且要派进去某他间谍。使用这种密码的间谍迟早都会被发现，逮捕，最后几乎肯定会被杀害。
战后，法国和荷兰都指控英国故意不理睬那些暗示一个无线电台被控制的保密检查和其他形式的警告而继续往他们所知道的德国接待站派送间谍人员，只是为了保持一个通讯渠道，准备在适当时候可以传送欺骗性情报。被派去的间谍大约有七十人。英国还被指控用女间谍玩弄密码把戏。英国人知道如果伦敦和一个男间谍之间交换的密码信号被德国人不费力气地识破，德国人就会起疑心。因此，据说英国就使用女间谍，理由是德国人相信英国人不会怯懦得用女人来玩弄这样的花招。
这些刺耳的指控，当然都被否定了。英国为了决心使登陆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是否又一次“对失败做了恰当的估计”呢，即牺牲几个间谍的生命而让数以百计，即使不是数以千计的盟国官兵免于死在诺曼底海岸上呢？
不可否认，当法国地下运动领袖普罗斯佩控制的地区垮台以后，特种行动局确实没有马上关闭一些与普罗斯佩有联系而后来落到德国人手里的无线电台。结果，大批金钱、武器和军需品空投给德国人，而没有空投给法国人；并且许多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间谍没有被法国接待委员会接待，而被德国接待委员会接去了。是英国人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被缴获还是他们玩弄无线电游戏，作为“坚韧”计划的一部分在大举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上来迷惑德国呢？假如他们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只能被指控犯了一个极大的悲剧性错误；如果是后者，他们就犯了用人的生命换取在进攻发起日取得战术上的好处的罪。如果英国确实愿意做出这种牺牲的话，他们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呢？
有人指责英国牺牲自己的玩弄无线电游戏和密码把戏的间谍，这种指责是主要围绕着一个名叫“马德琳”的年轻妇女的悲惨案件提出的。她的真名叫诺尔·英纳亚特·汗。诺尔是她的名字，英纳亚特是姓，“汗”是表明她出身高贵，因为她是印度的一个公主。她的父亲叫英纳亚特·汗，是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派别的领袖，其家庭是蒂菩苏丹的直系后裔。
为什么特种行动局接收她呢？她的一位教官报告说，她是“一个出色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理想人物，太引人注目——只要见过她两次就永远不能忘”。
她的外表、口音、举止都引人注目，这一切对特种行动局的间谍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诺尔是个温和、文雅、漂亮的年轻妇女，身材苗条，显得腼腆，瘦瘦的，黄褐色的脸上长一对黑眼睛，披着乌黑的长发。虽然据说她的性格“像刀剑一样坚韧”。但教她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教官F ·V ·斯普纳尔上校对她看法则相反。他认为她“容易动感情，太容易冲动，不适合作特务工作”。
斯普纳尔后来还说他曾“冒招惹是非的危险，竭力阻扰把她派到法国当特务。
从保密的角度来看，她不但太敏感，容易感情上受创伤，而且他没有经验
这使得她太容易把事情办糟”。她还在纽福莱斯特的博溜受过从事秘密活动的训练。那里的一个教官说，她“没有保密观念”，并且在训练报告中写道：
“她的性情不稳定，是否真的适合前线的工作还有很大疑问。”尽管有这些和其他的反面意见，诺尔还是被认为适合做这种工作。巴克马斯特在对地下不好的评语的报告上写了“胡说”两字（他后来说，他深信诺尔是能够经得起前线危险的考验）。于是她就被分派做埃米尔一亨利·加里的报务员。加里是勒芒附近普罗斯佩管辖地区间谍网“电影院”的头头。
她同另外两名女特务在1943 年2 月16 日至17 日夜间在法国登陆。据说，在德里库的帮助下，她到达的时候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看见了。党卫军保安局的间谍就躲藏在飞机场旁野玫瑰花篱笆的背后。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只是监视并没有采取别的行动。三个妇女去昂热火车站了，并从那里分手。诺尔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
在巴黎工作期间，由于叛徒出卖诺尔被捕，诺尔公主被捕时表现得很镇静，在审讯时也表现得镇静。党卫军保安局的审讯官基佛开始对她钦佩，因此对她很宽恕。然而，不久他就失去了耐心，因为在福什大街党卫军保安局总部时她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企图逃跑。两次都是刚刚跑到街上就被抓住了。
她成了讨厌的人，不久就被送到巴当韦莱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是被关在单人牢房中，身上带着镣铐。
诺尔的性格要比特种行动局的教官们所认识到的更加坚强，然而她还是那样马虎大意。被捕时，她的无线电台、密码以及伦敦给她的所有回电都被缴获。实际上党卫军保安局的无线电专家约瑟夫·戈茨用来同伦敦进行让对方相信的无线电通讯所需要的一切都被缴获了。诺尔把所有的回电都记录在一本小学生练习薄里放在床头柜上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发现了。开始向伦敦发报。伦敦谨慎地回了电，因为她的电报听起来不像是她发出的。戈茨需要诺尔的帮忙，因此这一把戏在没有她帮忙的情况下玩弄下去。
到了圣诞节，英国人还在怀疑。“诺尔”的发报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