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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萨克”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诈骗行动尽量夸大盟国在英国的兵力。例如，可以用报纸和电台散布关于进攻欧洲的谣言，促使英国老百姓做出反应，好像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确实正在进行着；或者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抵抗组织中开展活动，表示进攻行动将在1943年九月开始。
在最后这项决定中。潜伏着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危险。当时的战时内阁已经看到，抵抗运动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认为大反攻真要开始了，从而会暴露自己，遭到德国人的镇压。尽管如此，伦敦还是认为，必须利用抵抗运动来有效地配合诈骗计划，以便使敌人相信他们所开展的地下活动是在为真正的反攻进行准备，否则“斯泰基”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英国两个负责抵抗运动的秘密机关——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受命制订了一个计划，于1943 年7 月18 日呈报总参谋部。
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准备采取什么步骤使“斯泰基”“足以令人信服”呢？请看他们的建议（参谋总部接受了这项建议）：
“我们将于登陆日七天前发动一连串伪袋的政治攻势和颠覆活动，其规模大小必须足以使敌人受到扰乱和迷惑，而又不至于让抵抗分子过早地举行起义，从而使真正有关反攻的战略计划受到破坏。”上面所指的包括炸毁铁路、破坏德军指挥所、暗杀德国人员，以及破坏电传通讯和某些工业设施一它们将表明大反攻已经迫在眉睫，抵抗分子正积极准备配合这一行动。决策者希望（他们可能太乐观了），抵抗分子会适可而止，不至于走得太远。
这类诈骗计划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冷静而现实地分析了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后指出：
“开展以上行动的时候，正值战争最严酷的冬季即将来临。敌占区的人民之所以能坚持抵抗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们期望着早日获得解放。由于采取这些行动，西欧各国人民将会在入冬前满怀希望地、急切地等待解放。”但他们的计划还是再一次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假如其它地区的战争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与”斯泰基”同时展开的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役，法国和西欧的人民也许能经得起失望的打击。计划写道：“在这种形势下，西欧各国人民将会懂得，‘斯泰基’的目的是转移敌人的视线，他们将从其它地区的胜利中得到鼓舞，继续保持战斗的士气。“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危险的托辞罢了。
不过，为了防止抵抗分子突然展开公开战斗，计划中也规定了安全措施。
计划中规定：
“（一）在发动（斯泰基）攻击之前，要通过广播告诉这些部队，严格禁止他们在接到伦敦起义的命令之前采取任何行动。（二）在发动进攻前七天这段时间内，向爱国者空投传单和其它宣传品，通知他们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是一次演习。”他们认为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之后，“既可以蒙蔽敌人，又能使爱国者保持信心，相信他们的指示是正确的，严格执行今后的命令”。以上建议被批准了。但是“斯泰基”的决策者显然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用法国抵抗运动的命运来冒险。
他们用来指挥抵抗运动的方法也同样是在冒险。首先，他们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作为“诈骗行动的不自觉的代理人”，就是说，它对于有意泄露出来的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应当做出正常的反映，好像事前没有得到通知的样子，直到电台和报刊一起，被允许知道这是“军事演习”时为止。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因为它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宣传喉舌。
当广播已成为传播新闻的最主要的形式的时候，正是这种声望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尊重、听众最多的电台。在欧洲，大多数有收音机的人每天晚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收听从伦敦发出的那稳妥、真实而又直截了当的消息报道，他们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事实。可是，“斯泰基”的策划者却要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制造全国总动员的假象，用来配合一次伪装的军事进攻，而这个意见居然被批准了。
他们还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指挥敌后的爱国主义运动。早在战争初期，英国广播公司就是伦敦和欧洲抵抗力量之间的联络渠道。当时制定了一套叫做“阿维斯”的通讯系统、播出的讯号叫做“方言”或“私人信件”，用适当的语种分两部分播送。第一部分是“A ”或”警惕”信号，其作用是通知对方注意，准备完成某项任务。第二部分是“B ”或行动”信号，其作用是向对方下达执行这项任务的命令。按照规定，只有负责执行任务的领导人才能听懂各种信号的含义，此外，特种行动局的行动处当然也知道这些秘密信号。
“私人信件”每晚七点半到九点由英国广播公司欧洲部从斯特兰德的布什大厦播出，播送前先放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小节——用“V ”代表“胜利”——广播一般是十五到二十分钟。播音是这样开始的：“以下是私人通信。”接着播送通信的实际内容：“猫有九条生命。”然后是记录速度：“猫
有九条生命。”以后是停顿，接着又开始播送：“降福仪式上有甜酒。”——“降福仪式上有甜酒。”“牛跳过月亮。”“牛
跳过月亮。”等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懂得暗号的少数人，它们的意思很明确。例如，要他们炸毁佩里高的某段铁路线，或者是午夜之后开始警戒，准备在昂热接应派到那里去的特工人员。“月亮里装红象”——是要炸掉克莱蒙费朗的发电站；“罗密欧拥抱朱丽叶”——是说一辆满载德国陆军官兵的汽车将在奥利遭到伏击，等等。
这套联络系统以前使用的结果很令人满意，今后应当让它继续起作用。
可是“斯泰基”的决策者却想利用它来搞欺骗手段，而不是指挥战斗。在发动“斯泰基”进攻之前将向法国境内所有抵抗组织发出“A ”信号，但是不发“B ”信号，这样——假如他们能够服从伦敦的命令，——抵抗组织就不会提前起义了。
最后，在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的计划里还潜伏着另一个危险。自从法国沦陷以后，特种行动局就不断从伦敦向那里派遣特工人员，把法国的抵抗分子组织成一支地下武装。那些男女特工人员接受指示去训练和组织爱国武装力量，教他们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如何使用无线电和伦敦联系，如何接应空投武器、枪弹、炸药和货币以及接应其它特工人员，并亲自参加各种地下活动（他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完成这些任务），把分散的法国抵抗分子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展开活动，他们的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出色。
以前从未利用他们（和他们所指挥的法国抵抗组织）来搞过诈骗战术。现在为了达到“斯泰基”的目的，那些预先到达敌后的重要特工人员以及在“斯泰基”行动之前被派去的特工人员都将不被告知“斯泰基”只是一次“演习”，他们也同样要被利用来充当诈骗计划的“不自觉的”参加者，并完成指派给他们的各项任务。
他们将把“斯泰基”当作一次真正的进攻。“斯泰基”的决策人认为，这样做能增加这个行动的“真实性”。他们再一次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指望这些特工人员不会走得太远。
总之，“斯泰基”对法国地下运动和英法两国领导人都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
因为盟国是想刺激德国对这次“入侵”做出反应，而德国为了保卫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打击抵抗运动。正是这种可能性使美国驻英部队的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十分担忧。他写信给华盛顿的美军情报首领乔治·斯特朗将军表示反对，他说：
“英国政治战执行处的‘斯泰基’计划会引起全国起义，从而损害整个抵抗运动。”但是作为联合保安处的成员，斯特朗过去曾赞成过利用法国抵抗运动（尤其是戴高乐派）来进行诈骗行动的做法。
尽管有这么多危险，计划还是获得批准了，“斯泰基”的进攻时间就定在1943年9 月9 日，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特种行动局已把这次行动的组织者空投到法国，以便为“进攻”做好准备。7 月下旬，在海峡这边的英国国土上，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