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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布莱奇利摆弄着他的发动机组，探测“哑谜”编码的潜艇通讯讯号，确定出可怕的敌人活动的位置时，他的弦已快绷断了。就在大西洋战役日益白热化的时刻，他开始表现出精神极度疲劳的征兆。图林所在的外交部以少见的慷慨，发给他二百镑（九百六十美元），并拨给他一部汽车和汽油，让他去休假。他照办，攀登了威尔最高的山——斯诺登山。然后又从海路送他到了美国，以便用更多的关于“超级机密”机的情报，交换“魔术”情报。
然而他回来时，并没有真正复元；他的脑子仍在想着怎样破译不断改变的潜艇密码，但是，他显然也在和他自身的某些毛病作斗争。他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古怪——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布莱奇利那个神秘的环境里也是如此。
他总是觉得有人在用他的茶杯，就花了很多时间，动了很多脑筋，想办法用铁链把花茶杯系在三号房间的墙上，还用一把打不开的数字锁锁上。他的女房东告诉布莱奇利的医务部门说，他在申利·布鲁克区皇冠客栈他的房间里，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一叨咕就是几小时。他头发长了也不理，搞得又脏又乱，衣服也经常沾泥带土，尽是窟窿。但他仍旧在三号房间继续从事他那复杂的工作。
此时，这场尚未决定胜负的战役已经持续了四十五个月，形势对英国不利。1940年，英国在海战中损失的船舶吨数达四百万吨，主要是被潜艇击沉的。1941 年，简单说来，正是“超级机密”机的成功似乎使潜艇有可能失败的时候，德国又击毁了四万吨船舶。接着是1942 年，用商船吨位来表示，这是战争中打得最惨的一年。损失数字急剧地上升到将近八百万吨，大多数是在美国东海岸附近被击沉的。在那之前，德国人在各个水域平均每天击沉两艘半商船，而到这时英国每天或许要损失五艘船，而且也可能输掉战争。
戈培尔宣称：“日耳曼英雄主义甚至征服了最辽阔的海洋！”潜艇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声称：“我们的潜艇在离美国海岸很近的地方行动，游泳的人，有时是整个海滨城市，都亲眼看到了这场战争活剧，这场活剧有形的高潮，就是燃烧着的轮船那一道道红色的光轮。”1943 年二开始，邓尼茨舰队中的德国潜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共有四百来艘，其中一百一十艘经常在大西洋出没——而在战争开始时，他只有五十七艘。1 月份的强烈风暴阻止了潜艇的活动，它们击沉了三十七艘船只，吨位达二十万三千吨；但到2 月，损失数字就上升到六十三艘、三十六万吨。
造成这些损失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都在小心翼翼地各用各的密码分析系统，即“魔术”和“超级机密”。英国和美国都怕德国发觉它的密码已被破译。显然，盟军宁可使自己的商船遭到损失，也不让船队绕过潜艇群——怕会泄露了秘密。
后来有人提出，美国人在为了保守破译密码的秘密而牺牲船只方面，做得太过分了。事实上，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要怪英国人。美国人主张，对“超级机密”的保密不要那么谨小慎微，以便判明那些切断欧美两个大陆的联系的潜艇在什么位置，好击沉并消灭它们。英国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阻止美国单独利用“超级机密”这一项情报去攻击潜艇，英国人认为，这会使邓尼茨断定“哑谜”不再是不能突破的了。指挥过不少参加大西洋战役的空军部队的空军中约翰·斯莱塞爵士后来报告说：“美国人使用‘超级机密’那么急躁，搞得我们几乎心力衰竭。我们用以对付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假如我们再没有‘超级机密’和‘魔术’，我们真不知还要糟到何等地步！”这话讲得很中肯，因为盟军在3 月份的损失数字就达到了战争以来的最高峰——一百零八艘船，六十二万七千吨。英国海军部同加拿大人一起负责北大西洋的贸易航道及其它许多潜艇战区的安全。这场战争仍然胜负难卜，战争的天平会由于“超级机密”的保密情况倒向任何一端。1943 年初，“超级机密”显示出邓尼茨开始担心他的密码和通讯联络是否可靠；他发给各潜艇指挥官的信号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英国人对德国海军部的潜艇战争计划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英国海军部曾多次非常突然地指挥船队改变航向，绕开有潜艇群的海路，这样做除非掌握了出色的情报，不可能有其它原因。德国海军部也在解读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却搞不明白英国海军部如何了解到潜艇群的位置。但是，德国海军部的调查又一次得出结论说，英国船队之所以改变航道，不是由于德国海军通讯部门的内奸透露了情报，就是由于英国潜艇追踪室的人诡计多端，也可能两种原因都有。这次调查却认为“哑谜”万无一失。
然而，英国海军部却不相信自己船队的密码是万无一失的。它通过“超级机密”确信，德国人又一次识破了它的密码，就像1940 年他们曾识破过一样，那次的后果是一场灾难。英国海军部便在1943 年3 月开始改变它的密码系统。这次更改牵涉到各个海域的船只，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这些变更到5 月份才全部完成，而这时德国人在海上的胜利，又迫使击败潜艇的战略不得不做其它修改。包括放松在战术上使用“超级机密”的限制。以前只有一次，在截击并消灭北非隆美尔的补给船时，人们才觉得那次赌注很大，值得冒暴露“超级机密”的风险，而在大西洋战役中，赌注就更大了。
由于3 月份的惨重损失，特别是由于在那个月损失了“HX229 ”和“SCI22 ”这两支大船队，改变战略更显得十分必要。德国人破译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轮船密码发出的电报。拥有四十艘船、由重兵护航的“HX229 ”船队队长在这份电报中，向伦敦英国海军部商船局报告说，该船队已于1943 年3 月8 日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其它电报又向邓尼茨暴露了船队开赴的地点：默西港、克莱德港、贝尔法斯特港、埃韦湾。这些电报还露了护卫舵的舰名：“切尔西”号，美舰“肯德维克”号，英舰“弗雷德里克顿”号和“奥克维尔”号，“志愿者”号，“阿贝里亚”号，“彭尼沃斯”号，“舍布鲁克”号，“阿内莫恩”号，“贝弗利”号和“高原人”号。这些电报并详细告诉了邓尼茨这些船只所载的货物：炸弹及对德空战所需的军火、石油、坦克及装甲战车、飞机，粮食、步枪、机关枪、大炮、皮靴、轮胎及绷带、坦克履带、还有猪肉罐头等。邓尼茨了解到船队将于何时进入英国以西的海面；他知道船队的航速、航线和气象条件。所有这些情报都经过推敲和讨论，然后制订出战略战术方针，通过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巨大的潜艇发射台“戈利亚斯”，下达给各潜艇。滴滴达达的电报声穿过电离层，在遥远的海上，在格陵兰浮冰群的外缘附近，号称“胆大妄为者”的“前锋”潜艇群的潜艇，移动到“HX229 ”船队的航路上。
同时，“超级机密”也在解读德国海军部的电报，截获的电丈立即被送到海军部潜艇追踪室，它在白金汉宫护城河的另一头、海军部拱门下那座盖满了常春藤的城堡内。情报处处长罗杰·温恩上尉在三十九室和他的助手们在一起，在一间类似弹子房的大房间里办公。灯光不分昼夜地照在一张八英尺见方的桌上，上面放着一幅北大西洋的海图。小旗、大头针和各种符号分别表示盟军船队和德国潜艇群的位置；位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纽芬兰和冰岛的海岸指挥部和美国空军基地标出的红色弧线，标明了可以出港的飞机的航程。所有的海军情报都在这个房间汇总，各船队队长据以改变航道的指令，也是从这里发出的。温恩在斟酌决定是否使用报告潜艇动向及企图的“超级机密”情报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但在起初，他只在不致影响整个系统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些情报，指挥船队避开潜艇群，除非潜艇在准备拦击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玛丽女王”号这样的快船，乘这些船的，不是大批的美国部队，就是丘吉尔这样的重要人物。
温恩下令给“HX229 ”船队，命其改变航线。但差不多与此同时，邓尼茨又得到了关于第二支船队—“SCl22 ”船队——的情报。这支船队有六十六艘船，也有重兵护航，邓尼茨接到电报后，马上下令“暴风”潜艇群切断“SC122 ”船队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