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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馆学生齐如山回忆说，那时赛金花想和德国人做生意，还要找齐如山帮忙，而齐如山的德语“仅能对付弄懂而已”，可见她的德语实在是“稀松得很”。齐如山也直言赛金花与德国军人的确有点来往，但都是中下级军官，连上尉都很难搭讪上。因为上尉已算很大的官，“言行上便需稍微慎重”，以此推断，结交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更是不可能的事。而另一位亲历祸乱的丁士源在所著《梅楞章京笔记》中提及，说赛金花只是在远处望见过瓦德西一眼。
当初，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然后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而赛金花当时就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又恰归德军管辖。也就是说，她是有机会和德国军官接触的，当然，也可能里头有一个同姓瓦德西的尉级军官。
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当问及她与瓦德西将军的关系时，她只是含混地搪塞过去。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也不太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站另一边。她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断谁是义和团成员。他们认为凡是不肯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的人，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里面供的是关老爷，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靠她那“稀松得很”的德语，也不知是如何解释的。
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矛盾就是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并且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个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李鸿章、立山、荫昌、孙家鼐等。“赛二爷”的称呼，据说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而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就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的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她的说法，历史的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过，我们情愿相信她曾有过类似的善举。她也可能见过瓦德西，和德军做过生意，劝过联军不要随意杀戮，但绝没有她后来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不过，许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话给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于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
最后的魏赵灵飞
庚子年的风光之后，赛金花可谓是厄运连连。先是在辛丑年（1901年）因为殴杀一名妓女而被监禁，虽托人打通关节，终因人命关天，被遣送回原籍。回到家乡的赛金花，还是扮演起鸨母的角色，继续她的卖笑生涯。后来，赛金花又回到上海先给曹姓男子做妾，但不久老公便暴病身死。再后来，她与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耿结婚。过了三年幸福、平静的生活后，再次孀居。
13年后，当商鸿逵采访她、准备编写《赛金花本事》时，年过花甲的她还是“最爱谈嫁魏事”，而且“每谈起”，就要“刺刺不休”。为她作传的商先生很厌烦她这样，以为她“嫁魏后之一切生活，已极为平凡，无何足以传述矣！”当时，商还是个学生，很年轻，不懂得这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羡慕、最需要的恰是这“极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写《赛金花故事编年》的瑜寿，同样不懂。他讥讽地写道：“赛氏晚年，特别珍视他们所照的结婚像，悬在房中，逢人指点。在这张照片中，魏着大礼服，胖得像一口猪，赛氏披纱，绣花服，面色苍老。”在这位瑜先生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风尘女子丝毫激不起他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
赛金花晚年只称自己是魏赵灵飞，不再自称是那个独占花魁的状元夫人，也不是名满京城的赛金花。她只愿归于平淡，安静地守着一个男人曾给予的名分和幸福，在回忆中打发余生。
然而，世人感兴趣的却还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传奇。大家要听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传奇，没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谈不上真正了解她。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商鸿逵的老师：刘半农教授。他不同于那些一心从她那里猎奇换钱、沽名钓誉的人。他对她多有同情，写书动笔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以她本人作叙述人，尽量忠实于她本人的回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给妓女写传，认为有失学者尊严。后来刘半农急病暴卒，但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赛金花本事》还是得以写成问世。在刘半农的丧礼上，赛金花献上了一副由别人代笔的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惭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拱手司马文章”，以此表达她的敬重和哀悼。
赛金花的晚年，生活相当凄凉。她和一名叫顾妈的老仆在居仁里一处平房内闭门寡居，靠着典当和借债度日。当时，有一位叫陈彀的记者过去采访，看到的情况是：“时天已甚冷，无钱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顾妈伴赛，同居此室凡十五年，赛有卧榻，顾妈则对榻睡于一极狭极狭之春凳上，十五年如一日。此时却唯有与赛同卧偎抱以取暖”。那时，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耿在上海结婚（1918年）她连一个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当时的报纸以《八角大洋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做了详细的报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的家里，时年64岁。她死后，经各界捐肋，得以落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她的墓表，原拟请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是有许多人愿意给这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1939年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己，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
不知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魏赵灵飞，若在天有灵，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于这样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奇女子，不知是赞是叹。
因为离我们太近，所以史料丰富，演绎也非常丰富。然而，那些史料的记载，依然多是猎奇的产物，那些生动的演绎，还是毫无新奇之处。骂她也好，赞她也好，说到底还是在重复着一种变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