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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9日，也就是兰州解放的第三天，戎马半生的彭德怀，专门拜访、邀请在兰州的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如蒙古王的儿子侯瑞昌、儿媳师瑞兰，大商人艾买提。瓦吉地，兰州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乌斯玛依，以及一些在兰州休假的陶峙岳部校以上军官等，请他们介绍新疆情况，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向他们讲明新疆只能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这些人随即组织成立了新疆问题研究会，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9 月19日，也就是在邓力群到达迪化的第四天，包尔汉通过邓力群给毛泽东发报，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正确决策。电文称：“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已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同时表示，他“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四天之后，毛泽东即给包尔汉回电子以嘉勉。电文中称：“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人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的回电，给包尔汉以更大的鼓舞。接电后，包即按毛泽东电报上的指示精神，更加努力地开展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挫败叶、罗、马的暴乱阴谋，赢得新疆的最终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力群人疆后，既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新疆军政各界的情况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也密切了同新疆军政方面主和派的关系，为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正确决策，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的早日实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活动，主和派在和主战派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主动权，占据优势，军政等多方面主和势力从暗中各自分散进行到逐渐明确表态，从默契到日益密切配合，和平起义众流齐汇，统一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和平解放新疆的领导和部署上来。
陶峙岳由于处境艰险，是主战派矛头指向的焦点。他虽名为统率全疆军队的警备总司令，但实际只能掌握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一个师及警卫团等，大约只占四分之一的部队。因此他在开始进行和平起义的工作时是十分慎重，藏而不露的，甚至对他最亲信的兄弟——力主和平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不明确表态。对主战派则一直是从整个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发展以及新疆10万驻军的前途和出路的大局着眼，针对形势的发展及其演变，反复陈明利害关系，进行劝导说服。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战派核心人物罗、马、叶终于答应交出部队。9 月24、25日，三个“光杆司令”先后离开新疆。
1949年9 月24日，随着叶、马、罗的“和平撤退”，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后一块障碍被清除，陶峙岳、包尔汉便及时发出了起义通电。9 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由陶峙岳领衔宣布起义，同时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归人人民的行列。
起义的消息一传开，迪化全城顿时鼎沸起来。全市各界用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标语贴满全市，庆祝队伍也自动组织起来。第二天，省政府召集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并向全疆各地发了通电。大会开得热烈欢快，充满了翻身解放的喜悦！
为了防止起义后发生不必要的变故，9 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同心协力，努力做到：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不扰乱地方秩序；不破坏民族团结；不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不抬高物价；不挑拨军民感情；不侵害外国侨民；不侵损公家财物。
9 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陶峙岳和包尔汉，以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你们在9 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同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给陶峙岳及新疆全体起义将士复电，给予鼓励。电文称，“将军（陶峙岳）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毛。朱、彭的复电在新疆报刊上公布后，全疆各族人民及全体将士无不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以最能表达心情的方式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陶峙岳、包尔汉率部通电起义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到，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待接守，有1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需要改编，于是决定进疆部队火速挺进新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争取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同时，在军事上也早有安排。早在1949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准备进军新疆的问题给第1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布置任务，希望在第1 兵团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
9 月10日，当第一野战军还在西宁、乌鞘岭（甘肃天祝县以南）一线时，毛泽东就曾对进军新疆的部署问题详细电示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报中指明，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要求彭德怀集中精力，争取11月初或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对进疆部队所需的车辆、被服以及经费等问题也作了安排，明确了总部和第一野战军分别准备的事项。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49年9 月29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向第1 兵团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指令首先指出了进军新疆的重大意义，并决定由第1 兵团司令王震率第2 军和第6 军人疆，计划第2 军负责接管南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枷师、喀什、莎车、和田、若羌等地的防务，第6 军驻东疆哈密、吐鲁番和首府迪化等地，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指令要求各部队对进入沙漠严寒地区作战、行军、宿营等事项，应进行必要的教育。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政策及风俗习惯，要严格遵守，不许违犯。同时要求，兵团司令部、第2 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完成进军准备工作，第6 军于11月1 日前完成。
当时，人疆的交通条件极为恶劣，不仅道路有限，地面仅一条公路，而且沿途几乎全是戈壁，加之又是严寒季节，后勤保障、交通运输，都十分困难。空中虽有一条航线，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兵团部首长和部分人员可以乘机前往外，其余的都不可能给予保障。在地面交通中，由于解放军当时仍没有摆脱“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低劣的困境，交通工具极其简陋，车辆数量有限，因此，人疆部队除少量可乘车进入外，绝大部分都得徒步进疆。酒泉至新疆迪化计约1235公里，酒泉至南疆的喀什约2547公里。这意味着进疆部队要艰苦跋涉茫茫千里戈壁，其所要经受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尽快完成进疆的物资准备，毛泽东于9 月10日即电示彭德怀：凡由一野准备的事项，如粮袜。被装等，应抓紧进行。一野要求解决的事项，中央决定帮助解决300 －400 辆汽车，50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人民币，并已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30架运输机。
9 月的边塞，严冬即将来临，而进疆部队的冬装尚在北平。由于当时平汉、陇海二线尚未全部通车，一时难以运到。2 、6 军指战员充分体谅人民和上级的难处，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利用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厂，日夜不停地赶制棉军装。酒泉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地帮助筹集粮草。
经过军民20多天的共同努力，共筹粮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