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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于拉往马司南路第二特区监狱。抗战前夕，李士英获释出狱，又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
第3节 新的任务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这几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白天，郊区下了一场潮湿闷热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气就变得特别晴朗、温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镜子般的天空上一块云彩都没有，西边的天空已变成了玫瑰色。
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把脸埋到湿润的大地里。大地散发着蘑菇和树林的气息。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有着“梅季希基地”这个神秘名称的隐秘射击场，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然而，两发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