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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同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仍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中共“七大”达到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此后，仅仅花了四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纵观从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十四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胜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1
本书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被《文汇报》、《羊城晚报》、《畅销书摘》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传记文学》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摘载或连载，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孙雄飞陪同下，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也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是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急需要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领袖的选择，在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领袖的错误，才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着重写一九二一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写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列宁：《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八章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一九九○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点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点！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棻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如今是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党史办公室骏同志给我很多指点。接着，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第八部分：党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