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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我为辛尼工作的时候还要带劲。辛尼在奥克兰推销百科全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先发表一通长长的演说，跳上跳下，又是笑又是叫。有一次我们闯进一个工棚，那里面的所有人正要去参加一个葬礼，辛尼跪了下来，为死去的灵魂祈祷，所有工人都哭了起来，最后他卖出了整整一打百科全书。他可是世界上最棒的家伙。我真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们过去常常把年轻的女人们带到厨房亲热亲热。今天下午我碰到一个没说的家庭主妇，在她的厨房里，用胳膊搂着她，开始表演，啊哈！”
“继续干下去吧，狄恩，”我说，“可望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市长。”
他已经背熟了全部说明，一到晚上他就在凯米尔和我面前练习。
一天早上，太阳冉冉升起，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凝望着整个圣弗兰西斯科，看上去仿佛终有一天他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异教领袖；但是他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外面下着大雨，推销员跑来看看狄恩都干了些什么。狄恩正蜷坐在沙发里，“你已经准备推销这些东西了吗？”
“没有，”狄恩说，“我刚刚另找了一份工作。”
“那么，你准备把这些样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推销员收起了他那些可怜的东西，走了。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狄恩也是如此。
但是，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又一次一起走火入魔，我们来到一家夜总会看望史利姆。盖尔亚德。他是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大大的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色。他总是说“好吧”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在圣弗兰西斯科，许多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常常坐在他的脚下听他演奏钢琴、吉他和鼓。他演奏得热了，就脱去衣服和裤子，一丝不挂。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会唱着唱着突然慢下来，用手指轻轻敲打着鼓的表面。每个人只有身体前倾，屏住呼吸才能听见。你以为他只会这样敲一会儿，但是他却这样敲了一个小时。用手指敲出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你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见门外来往车辆的声音，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拿着话筒，断断续续地唱起来。大约15分钟以后，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慢慢听不见了。这时，他那忧郁的眼睛扫视着听众。
狄恩站在后面，叫道：“天啊！太棒了！”然后使劲地拍着掌：“索尔，史利姆才知道及时行乐，他太知道及时行乐了。”史利姆坐在钢琴边弹了起来。魁梧的贝丝演奏员从陶醉中猛然惊醒过来，意识到史利姆正在演奏着“吉姆布鲁斯。”史利姆用他粗大的手指用力弹奏着琴键，奏出鲜明的节奏，每个人都跟着节奏晃动起来。史利姆又变得疯狂起来。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猛烈地敲起鼓来，敲出激烈的卡波那节奏，同时他嘴里还不断地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里维亚语、埃及语以及各种他懂的语言叫着。他懂得的语言真是太多了。最后，乐曲结束了，史利姆。盖尔亚德走到一棵树前站住。当人们走过来同他交谈时，他的目光从人们的头顶上方扫过。一杯威士忌递到他的手里。“噢，威士忌，谢谢。”没有人知道史利姆。盖尔亚德从哪里来。狄恩曾经突发奇想，认为他正怀着一个孩子。当他躺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医院的草坪上时，他的肚子挺得老高。史利姆。盖尔亚德坐在一棵树下，周围是一群黑人。狄恩瞪着绝望的眼睛看着他。史利姆说：“你过来吧。”狄恩走近了他，他走近了他的上帝，他认为史利姆就是上帝。他站在史利姆面前不安地点着头，请他跟我们在一起。
“好吧，”史利姆说。他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但却不能保证在精神上跟你在一起。狄恩找到一个桌子，买了几杯酒，紧张地坐在史利姆面前，史利姆则茫然地看着他的头顶。我跟这两个疯子坐在一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一晚上，我在费耳莫尔认识了兰姆萨得和杰里。兰姆萨得是一个个子高大的家伙，皮肤黝黑。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系着围巾走进音乐酒吧，然后跳上舞台，唱起歌来。他前额宽大，嗓音浑厚深沉。他一边唱一边对人们叫道：“要去天堂不用死，先吃医生的虎狼药，然后再喝威士忌。”他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他作着鬼脸，浑身扭动，花样不断。他跑到我们桌旁，冲我们叫道：“太棒了！”然后他跌跌撞撞地冲到街上，闯进另一家酒吧。一个名叫康尼。乔唐的疯子接着唱了起来，他不停地挥手擦着汗，对着话筒象个女人一样尖叫着。半夜的时候你总能在杰姆逊酒吧看到他在听疯狂的爵乐士，面前放着一杯酒，无精打采地坐着，一双大眼睛茫然地盯着前方。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癫狂的音乐家。在圣弗兰西斯科，几乎人人都吸毒。这里是大陆的尽头，没有人会来管你。我和狄恩就这样在圣弗兰西斯科闲逛着，直到我该回家，准备下一次的GT测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圣弗兰西斯科。凯米尔想让我离开，狄恩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买来了面包和肉，做了10个三明治，准备再一次跨越全国。在我准备到达科他时，他们已经有点厌烦我了。我走的前一天晚上，狄恩疯疯癫癫地不知从商业中心的什么地方找到了玛丽露。我们开车穿过海湾，转遍了整个里奇蒙，找到了一家黑人爵士音乐厅。玛丽露进去坐了下来，一个黑人把椅子从她那里拿开，然后猥亵地笑着靠近她。我也走了进去，狄恩满头是汗地站在一旁。这就是结局。我想走了。
清晨，告别了狄恩和玛丽露，我便踏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士。他们想吃几个我的三明治，我告诉他们不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刻。我们大家都在想或许再也不能互相见面了，但是，我们也都满不在乎。
第四部
1
1949年春天，我从退伍军人助学金中支了一笔钱，然后去了丹佛，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我象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住在美国的中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芭比。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奇，狄恩。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迪。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这些人一个也没有。我终日徘徊在卡尔提斯街和拉瑞默街，有时到水果商场找点活干。1947年我曾经在那里干过活，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工作。我和几个日本小伙子必须用一个撬扛把一只装满西瓜的大箱子搬到100码以外的铁路上，而每拉一下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尺。我们不断把箱子从结冰的冷藏室里搬到强烈的阳光下，一冷一热，禁不住直打喷嚏。上帝啊，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慢慢地走过温得萨旅馆，狄恩和他父亲在大萧条的30年代就住在这里。我四处搜寻着想象中的往昔那个可怜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白铁工的影子。
夜晚，丁香花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漫步在第27街和丹佛的黑人聚居区，全身的肌肉隐隐作痛。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病人。对我来说，白人中最好的工作也太不够味，没有乐趣，缺少刺激。在一个小饭馆里，有人在卖用纸包着的又热又红的辣椒干。我停下来买了一点儿尝尝，然后继续在神秘的夜色中行走，我希望我是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是一个穷困、勤劳的日本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但我现在却令人沮丧的只是一个“白人”。我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实现白人的抱负，这就是我要抛弃象特里这样的好姑娘的原因，从路旁的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宅的游廊里，传来轻声的低语，偶尔有几个肉感的姑娘迈着黑黑的大腿从玫瑰树后面走过，不时闪过几张黑色的面孔。孩子们则坐在躺椅里，象老人一样。一群黑人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一位象是她母亲的老妇，冲着我跑了过来。“您好，乔！
她猛然发现我不是乔，便羞涩地跑了回去。我真希望我就是乔，但我只是我，索尔。佩拉提斯。在这个温柔的难以忍受的夜晚，无精打采地徘徊在平静的夜色中，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快乐、真诚、热情奔放的黑人。这些不饰边幅的邻居让我想起了狄恩和玛丽露，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街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呀。
沿着第23街往下走，一群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垒球比赛。巨大的照明灯照亮了整个球场，每个人都很卖力。参加这个奇怪的球赛的人五花八门，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