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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某方面，将来的工作是什么，他都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劝告大家对此人如何的注意。工作，方面，关系，发展，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边上，说得纯熟而亲切，仿佛这些留学生的命运都应当由他支配；至少他也象个相士，断定了大家的利钝成败。
当他得到学位，离开美国，到了船上的时候，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心中有点难过，一种并非不甜美的难过。无边无际的海水，一浪催着一浪，一直流向天涯，没有一点归宿。他自己呢，五年的努力，得了博士；五年的交际活动，结识了那么多有起色的青年；不虚此行！那在他以前回国的，不啻是为他去开辟道路，只要找到他们，不愁没他的事作；那些还在美国的呢，将来依次的归国，当然和他互通声气，即使不是受他指导与帮助的话。天水茫茫，可是他有了身分，有了办法，所以在满意之中，不好意思的不发一些闲愁，一些诗意的轻叹。
平日，他很能吃；在船上这几天，他吃得更多；吃完，在甲板上一坐，睡觉或是看海，心中非常的平静。摸着脸上新添的肉，他觉得只要自己不希望过高，四五百块钱的事，和带过来几万赔送的夫人，是绝不会落空的。有了事之后，凭他的本事与活动，不久就有些发展也是必然的。
在上海与南京，他确是见了不少的朋友，有的显出相当的客气，有的很冷淡；对于事情，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一概没有下落！他的脸又瘦了下去。他可是并不死心，不敢偷懒。到各处去打听朋友们的工作，关系，与将来的发展，他总以为朋友们是各自有了党派系属，所以不肯随便的拉拔他一把；他得抄着根儿，先把路子探清，再下手才能准确。果然，被他打听出不少事儿来，这些事又比在美国读书时所遇到的复杂多了，几乎使他迷乱，不知所从。事情可是始终没希望。
他感觉到南边复杂，于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个大学城，至不济他还能谋个教授。这次他是先去打听教育界的党系，关系，联属；打听明白再进行自己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打听来不少的事，及至来到谋事上，没希望。
失败使他更坚定了信仰——虽然他很善于探听消息，很会把二与二加在一处，到底他还是没打进去；想找到事，他得打进一个团体或党系，死抱住不放，才能成功。博士，学问，本事，几乎都可以搁在一边不管，得先“打进去”！这个社会，凭他几个月的观察来说，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
最后，他找出点路子来，指示给他：到济南去。
二
在北平，教授虽无望，文博士总可以拿到几个钟点。他不肯这样零卖。一露面就这么窝窝囊囊，他不干。哪怕是教授的名义，而少拿点钱，倒能行。新回国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誉。名片上，头一行是“美国哲学博士”，第二行必须是中央什么馆或什么局的主任才能镇得住；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学——顶好是国立的——教授；只是“教员”，绝对拿不出手去。
他硬拒绝了朋友们，决不去教几个钟点。饿死，是社会杀了他；饿不死，他自有方法打进一个门路去，非常的坚决。就凭一位博士，大概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饿死吧，虽然社会是这么瞎眼，他心里这样说。
对在美国认识的那些人，他根本不想再拉拢了。不行，这群留学生没本事，没有团结力，甚至于没有义气，他不再指望着他们。他看出来，留学生是学问有余，而办事的能力不足；所以好的呢作个研究员或教授，不好的还赶不上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地位。学问是条死路，钻进去便出不来，对谁也没有多大好处。留学生既是多数钻死牛犄角，难怪他们不能打倒老的势力，取而代之。他自己要想有发展的话，得舍弃这群书呆子，而打进老势力圈去；打进去，再徐图抽梁换柱，自己独树一帜。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书，或教个家馆呢，只要人头儿是那么回事，他必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那一天。既不能马上出人头地，那么去养精蓄锐先韬晦两年，也是办法；至少比教几个钟点，去赶上堂铃强。
拿定了这个主意，他投奔了焦委员去。焦委员的名片上没有印着什么官衔，因为专是委员一项已经够印满两面的，很难匀出地方把一切职衔全印进去，所以根本不印，既省事，又大气。由他这一堆委员，就可以知道他的势力之大与方面之多了。这在文博士看起来，是个理想的人物。拿着介绍信，文博士去了三趟，才见着焦委员。
焦委员没看那封介绍信，只懒洋洋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而后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美国哲学博士”；这就够了。他简截的把文博士放在“新留学生”的类下。焦委员的心中有许多小格，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为一类：旧官僚，新官僚，旧军阀，新军阀，西医，中医，旧留学生，新留学生……农学工商，三教九流，都各据一格。三眼两眼，把人的“类”认清，他闭上眼，把心中的小格拉开几个，象电池上接线似的彼此碰一碰，碰合了适，他便有了主意。对“新留学生”，他现在有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在政府里，党部里，慈善团体里，学术机关里，他已都有了相当的布置。现在，他想吸收农商。他比谁都更清楚：钱在哪儿，势力也在哪儿。国内最有钱的人，自然不是作官的，就是军阀；对这两类人，他已有了很深的关系，即使不能全听他指挥，可是总不会和他冲突，或妨碍他的事业。其次有钱的是商人，商人有许多地方不如作官的与军阀可靠，但是钱会说话，商人近来也懂得张张嘴，这是值得注意的。商人的钱忽聚忽散，远不如文武大官的势力那么持久稳固，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必有些人发财：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准确。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作经理，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再说，商与官本来相通，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或读书的人，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财力虽不大，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如药材，茶叶，粮米等行，字号老，手法稳，有的二三百年，一脉相传，没有突然的猛进，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这样的商家，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即使财力欠着雄厚，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象商会的会长，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总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他们不但是个势力，而且是个很持久的势力。在公众事业上，他们的姓名几乎老与官宦军阀名流齐列。焦委员想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的选择，好把他自己的势力与他们的联成一气。
富农，在国内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一县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里，要想找到一两家衬几十万的就很难了，农已不是发财之道。那在全省里数得着的几家，有的能够上百万之富，虽然还不能和官宦与军阀们相抗，可是已经算麟角凤毛了。不过，就是这等人家，也不是专靠着种地发的财；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开辟的都市，象上海与青岛等处，几块钱买到的地皮，慢慢变得值了几千几万，他们便成了财主。有的是用地产作基础，而在都市里另想了发财的方法，所以农村虽然破产，他们还能保持住相当的财富。这些，在名义上还是乡间的富豪，事实上已经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里，渐渐变成遥领佃租的地主。“拿”这些人，根本无须到乡间去，而只须在都市抓住他们；即使这些人在都市的事业有了动摇，他们在乡间的房子地亩还不会连根儿烂；所以，在都市里抓住他们，就可以把血脉通到乡间去，慢慢也扎住了根，这是种摘瓜而仍留着秧儿的办法，即使没有多大好处，至少在初秋还能收一拨儿小瓜，腌腌吃也是好的。
焦委员的办法便是打发新留学生们深入这些商家与农家去。拜盟兄弟，认干儿子，据他看，都有些落伍了，知识阶级的人们不好意思再玩这一套。而且从实质上说呢，这些远不如联姻的可靠。只有给他们一位快婿，才能拿稳了他们的金钱与势力。从新留学生这一方面看起呢，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