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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朝廷里经常给他唱反调的传统保守派人士辩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感到特别震惊。就在张家骧提出反对意见的十天之后，他的《妥筹铁路事宜折》终于到达了朝廷中枢。李鸿章首先列举了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的原因，是“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接着，他又阐述了铁路有易于集兵、利于运输以及在军饷、通讯、救灾、拱卫京师等九方面的有利之处，其中“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李鸿章极力赞成刘铭传的修筑铁路的建议，并针对张家骧提出的“三弊”一项一项地予以驳斥。
朝廷中的老派集团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被李鸿章的大肆张扬而挑逗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他的发言稿准备地比较充分，提出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他声称：“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这实际上是10多年前反对洋商在中国筑路时害怕洋人占据中国土地的论调的重演，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对付侵略者的调调拿来对付刘铭传和李鸿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重鼓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辩论了一段时间，拿捏不定的主裁判清廷中枢终于于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下达了上谕：铁路货车是洋人搞的玩意儿，要想办起来，且不说它弊大于利，就是需要的资金也要数千万，我们到哪儿去搞那么多钱？要是向洋人借钱，那后患无穷。所以，根据大家伙儿的建议，铁路还是不办了吧。这基本上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但吊诡的是，洋务筑路派虽然在口舌之争中“败诉”，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了胜利——庸胥铁路建造完工。这条路于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但一开始，跑在上面的列车是用马拉的，直到该年6月，才开始用机车牵引，机车名为“中国洛克号”。但后来有老古董官僚起来弹劾，说机车行驶震动东陵，所以开了没多久就被查禁了，不过，这的确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的头一部火车。
唐胥铁路上的蒸汽机车
唐胥铁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对刘铭传修建铁路的奏议断然拒绝之时，这种逆形势而为的工程能够顺利竣工可以说是洋务核心奕訢在暗中指挥的功劳。奕訢作为光绪帝的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奕訢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这“渐推渐广”四字正好说到了李鸿章心坎里，所以他立马恭维奕訢是“权衡至当，深协机宜”。正因为这样，唐胥铁路对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了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李鸿章和洋务派们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建设必将“渐推渐广”。
朝廷的顽固分子当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发生，他们在等待着时机，打算把洋务派彻底拉下马。1883年，法国向越南进兵，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又向奕訢提出了紧急修筑铁路的事宜。1884年中法战起，因为害怕漕粮海运可能会资敌，而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赞成修铁路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但反筑路集团也马上开始群起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人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害。但他们的发言，大都还是陈词滥调，都是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必使“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铤而走险流为捻匪”，等等。但声势一时也颇为浩大，不由让洋务派们捏了一把汗。
但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帮助洋务派扭转了局势。第一，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谴责了徐致祥的奏折，说他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第二，1885年夏，左宗棠临终前写下遗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第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訢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都是积极主张修筑铁路的。
在这样的有利局面下，李鸿章又从理论层面上回答和反驳了反筑路派最常指摘的几个问题：有碍庐墓论、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和“开门揖盗”论。至少在辩论方面，让洋务派不落下风。
在实务方面，李鸿章同奕訢又马不停蹄地谋划展筑唐胥路和修造津沽路的事宜。而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高歌奏凯时，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也在那里开始筹办铁路。这个早在1880年就上奏清廷请求修建铁路的刘铭传，在8年后，并不因为当初的挫折而改初衷，他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这段铁路于1887年春动工。刘铭传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率兵勇修造了10余里的路基。但因为山阻工艰，该段铁路到1891年才竣工通车。当1893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经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因为经费不足没就没让工程继续下去，于该年2月停工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清廷内部展开的第二个回合的铁路论战，看来是洋务筑路派胜利了。
最后的大辩论
但事情还没完，只要朝廷里那些忠肝义胆的顽固派一天健在，包括建铁路、架电线等现代工业活动永远都不会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提出该铁路由天津“就势接做”到通州的建议。海军衙门随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其理由是：“现造铁路出息抵用养路经费则有余，抽还造路借本则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实际上，他们更主要的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与此同时，洋务派为光绪帝大婚准备的贡礼——京城里的一条7里长的小铁路的路轨建成，机车和车厢共为7节，耗银只有6000两（据李鸿章说，承办该路的法商德威尼赔贴不下4万金）。这件事影响颇大，它可以让慈禧、光绪皇帝以及众大臣们亲眼目睹火车的优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这两件事凑在了一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的修筑，反对筑路派攻击一直不断，有的说海军衙门是拿报效朝廷的名义滥售实缺；有的说李鸿章进奉小铁路，是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到了1889年1月，这些反对意见聚集到一起，爆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是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会奏；御史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会奏；尚书翁同龢、孙家鼐会奏；礼部尚书奎润与九卿言官一共21人会奏。此后又陆续有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人的弹章劾疏。一时间，人声鼎沸，大有不把筑路派打倒誓不罢休的势头。他们反对筑路的理由，除“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和铁路可试行于边地，而不可在内陆腹地运行等老调重弹外，还特别强调了通州“密迩京师”，是“漕运重镇”，万不可建造铁路。要是在这里修了铁路，等于撤掉拱卫京师的屏障，洋人进来，轻而易举，实在是危险啊！
李鸿章他们眼看着建设铁路的大计越来越走上正轨，哪里能容忍这些耳目闭塞的保守官僚让自己的努力功亏一篑。文笔不俗的李大人接连写了《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长文，对反对派的立意逐条予以批驳，说理透辟，措辞激烈，或讥对手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讽其对于铁路作用的无知，知书达理的李鸿章写出这样激动的文字，其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了。
接着，海军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