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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车一长一短地听着，纺车听得很仔细，很有耐性。一直到接棉穗儿的时候，穗儿奶奶才说：“万选不在家呀，万选在公社呢。”
父亲说：“万选回来了你给他说说。”
穗儿奶奶就说：“我说说。”
接下去，父亲把“树”说给了全村的人。在会计二水家，父亲说：“不够一句呀，这不够一句。”在保管贵田家，父亲说：“贵田，说起来可都是亲戚呀！”在记工员宝灿家，父亲说：“啥是秤，人心总是秤吧？！”在民兵队长秋实家，父亲说：“我又不是头皮薄，我又不是成分高……”在泥瓦匠老槐家，父亲说：“我也不说别的，能这样吗？！……”在煤矿工人广生家，父亲对广生媳妇辣嫂说：“那能是树吗？那不是树啊！”……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听着，做出很理解的样子。一包老刀牌香烟，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
可铜锤家岿然不动，铜锤家一点表示也没有。
有一天，父亲站在院子里，拄着一只粪叉喃喃地说：“拼了吧，我跟他拼了！”可到了最后，父亲的头又垂下来了，垂得很无力。
在这三天时间里，他看见父亲在他的眼里一天天倒下。父亲的“脸面”很薄，薄得就像是一张纸。他跟着父亲走了一家又一家，人们都答应了是要“说说”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没有一个人说。
树跑了，树就这样跑了。为什么呢？！
在此后的时光里，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慢慢地、朦朦胧胧地品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几乎笼罩了他的整个童年。
在上梁，姓冯的只有他们一家。
这就好比一大片谷子地里长了一株高粱，很孤啊！
“老姑夫”，这就是人们对父亲的称谓。因为父亲是上梁的女婿，他是挑着一个担子入赘的。在村里，从来没有人叫过父亲的名字。在平原的乡野，“老姑夫”是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这称呼里带有很多调笑、戏谑的成分，那表面的客气里承载着的是彻骨的疏远和轻慢。从血缘上说，从亲情上说，这就是外姓旁人的意思了。
那么，铜锤家又有什么呢？
铜锤他娘是很厉害，很会骂人，一蹦三尺高！动不动就两手拍着屁股，野辣辣的，这他知道。但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敢去撒泼骂人，她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刀肉吗？
在童年的很多日子里，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败给了一刀肉。
铜锤他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叫“刘一刀”。刘一刀原是个屠户，杀猪的。据说他杀猪只一刀，割肉也只一刀，不回刃的。后来他成了镇上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的主任。说得刻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一个卖肉的有什么呢？这真叫人弄不明白。但是，村里村外，跟他点头的人很多。在镇上的公社里，也常有人请他喝酒，有时候就醉倒在村路上。每每，他骑着那辆瓦亮的“飞鸽”自行车回村来，车把上会摇摇地挂着一刀肉。他常常是车也不下，就那么跨着顺手把那刀肉丢给了国豆……村里人要办什么事，也会把他请去，说，刘主任，还得你下手哇！他就摇摇地去了。他人长得虎熊熊的，腰里常勒着一根布带，那根布带总是露一点布编的绳头儿，在腰间甩甩的，这就是屠户的标志了，而后跳进圈里，“噗”一刀扭头就走，蹲在一旁慢慢吸烟，等那肉净了，他又会从裤腰的布带上摸出一个红章，在嘴上哈一下，又是“噗”的一声，盖一红霞霞的戳。走的时候，主家会让他带去一挂猪下水，也并不带回家去，又是随手丢给了国豆或是谁……
还有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他——钢蛋偷偷地在那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悄悄地去尿那树！一天一泡，他想把那棵树用尿活活烧死！……可最终他还是白尿了，那树却一天天地茁壮成长。
就这样，那棵树在他眼里又长了三年，长了一树的“蚂蚁”。每当他默默地从村街里走过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孩子的眼怎么这么毒哪？后来，村人的态度突然都变得很亲切，每每见了他，就热乎乎地说：“钢蛋，吃了吗？”“钢蛋，给，哑巴秆，甜着呢。”“钢蛋，给块红薯。”……他先是茫然。而后，他渐渐就明白了。人们还是有是非的，人们是在委婉地向父亲表示歉意。在他品味出来的那一刻，他很想哭。
后来，刘一刀把那棵树卖了。卖给了邻村的匠人。
那天，当拿着一杆木尺的邻村匠人来看树的时候，父亲正好不在家。他在，他就在墙根处立着，代表他的父亲默默地望着那树，那树十年了，已成材了。那匠人来到树下，用木尺敲了敲那树，往上瞄了一眼，而后说：
“树聋了。”
刘一刀说：“不会吧？好好的树。”
那匠人坚持说：“聋了，这树聋了。”
刘一刀一皱眉头：“这咋说？”
匠人说：“树长聋了，内里糠。你不信，锯开一看就知道了。”
刘一刀说：“你说多少钱吧？”
匠人看了看树，再一次说：“聋了。五十块钱，不能再多了。”
刘一刀说：“去球吧，桐木啥价？你以为我不知道？！”
匠人说：“我不骗你，刘主任，我敢骗你？这树聋了。”
刘一刀不耐烦地说：“算，算。你说多少就多少！”
这时候，他挺了挺身子，突然说：“这是一棵会跑的树。”
刘一刀的脸色陡然变了，他瞪着两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到墙根前的时候，他站住了，死死地盯着他。
他就那么直起头来看着刘一刀，默默地。
片刻，刘一刀突然笑了，说：“这孩子真会说话。”
是的，正是这棵树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有一棵幼芽在他的心里慢慢地长着，一天天地长成了自己的“父亲”……
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
在他九岁那年，父亲正式交出了家庭“外交”的权力。
九年的时光里，娘接连又生下了“四个蛋儿”：铁蛋、狗蛋、瓜蛋、孬蛋。娘说，都是吃货，一群嗷嗷叫的嘴。
那时，家里的日子日见困顿。有一段，为了顾住这众多的嘴，父亲曾经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担着挑子，手里摇着拨浪鼓，干起了“糟头发换针”的勾当。父亲的挑子里藏着一个玻璃瓶子，那是他的“宝瓶”，那瓶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豆，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可他总共干了没有几次，就被镇上“市管会”的人捉住了。被捉住的那一天，父亲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身前身后都贴着墨写的大字：“投机倒把分子！”而后又拉他到四乡里去游街……从此，父亲再也做不起人了。
那时候，所谓的“外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除了应时应卯地到队里开会、分菜、分粮食之外，也就是亲戚间的相互来往。按平原上的俗话说，就是“串亲戚”。在平原的乡野，“串亲戚”是一种纯民间的交际方式，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那也是生活状况的夸耀和展示。生娃要展示，娶亲要展示，死人也要展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会”是要赶的；婚丧嫁娶是要“问”的；还有一些民间的节日也是要“走”的。
早些年，代表一个家庭出外“行走”的自然是父亲。那时候，父亲总是穿着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手里寡寡地提着一匣点心，有点落寞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知道他的“脸面”就提在他的手上。所以，临出门的时候，他嘴里总要嘟囔几句：“就一匣。”娘总是还他一句：“还能提几匣？你老有？”于是，父亲就不再吭声了。而后，郁郁地走出门去。
说起来，在村子以外，他们家的亲戚并不算多，经常来往的也只有三四家。两个姨家，一个姑家，一个叔家，那叔叔还是“表”的，算是父亲早年的一个朋友。就这么三四家亲戚，父亲“串”起来，还是觉得吃力。就提那么一匣点心，他的“脸面”实在是太薄了，薄得他站不到人前。终于有一天，四月初八，该去大姨家赶会的时候，刚刚游过街的父亲实在是羞于出门，他抬头看了看房梁，迟疑了片刻，说：“钢蛋，你去，你去吧。”
梁头上只剩下一匣点心了。
那时，在平原的乡村，那一匣一匣的点心，并不是让人吃的，人们也舍不得吃，那是专门用来串亲戚的。谁家要是来了亲戚，不管是提了几匣点心，都要挂起来，就挂在屋里的房梁上，等下一次串亲戚的时候再用。在这里，人们甚至不大看重点心的质量，他们更为看重的，却是那装点心的匣子。那匣子是黄色的马粪纸做的，上边盖有一个长方形的纸盖，盖上有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