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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揭帖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在棉花上，劲儿都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到处联络公侯戚畹，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粒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折子还没上去，一部由刑部制订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写道：
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
司阿纵不举者，听抚、按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的第二款，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
凡功臣之家，除拨赐子粒田需征簿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
一亩至三亩，杖六十。每三亩，加一等。罪只杖一百，徙三年。罪坐管庄之人，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复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及知而不举者，与同罪。
各处势豪大户，无故恃顽，不纳本户秋粮，五十担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附近；二百石以上，发边
工，俱充军。如三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
各处势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兑者，比照不纳秋粮事例，问拟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即
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一百石以上者，提问，住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问，降二级。三百石以上者，
一律罢黜，不得开恩。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勋贵大户多有抑制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作出有效的限制和惩罚的措施。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室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赋，与官府勾结纵庇以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已是一百五十年来所仅见。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博得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势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室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明里上折子的，暗里写谤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上，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五城兵马司堂官的刘江俞，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地呈上一张谤画让他过
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谤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名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谤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此是当朝三结义
阎王一个两哼哈
皇朝骨血全收拾
直叫朱衣变袈裟
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人“空”门。如此露骨地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俞：
“这谤画在何处发现的？”
刘江俞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
“那里是百官人值的必经之地，把这谤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问道，“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俞摇摇头，答话时已是口齿紧张：“约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谤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糨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谤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
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
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谤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
说与张先生知道：谤画究系何入所为，朕命东厂侦伺。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
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河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二万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李义河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二万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份，亦无勉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
厚拟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问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折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
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
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一万二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