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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 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
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五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 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 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