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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
《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 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
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 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
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
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