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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
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 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 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 chpeasant，你是poor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