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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飞到我身旁，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有谁知道我在流泪，只有你啊，知心的朋友，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今往何处去流浪，只有你啊，知心的朋友，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
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 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 迟”的叹息。
四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 “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