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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
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