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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 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 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 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