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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 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 时按下record和pla 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
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
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