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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 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
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
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
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