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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志。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需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呆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这些颂扬，他只是听而后哂之。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项背，勋业也不足以跟裴王相比，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不仅不能比郭李，就连塔罗彭杨都不及。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冷静地检讨一下，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二十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靠对皇上的忠心，二靠别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他有时私下里也曾很得意地想过，人世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才能，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自己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运用得自如，的确是一桩幸事。
现在，左宗棠以丰伟之功绩，处崇隆之地位，又兼目空一切之个性，加上不睦八年之特殊关系，从遥远的西北战场给他寄来情意真切的信，用“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优长，又用“自愧不如”来加以衬垫，的确是不偏不倚，不吹不捧，恰中肯綮，入木三分。他对左宗棠，能不钦佩感激吗？这八个字，他自认为可以受之无愧，也必定会得到当世的公认，后人的重视。不要说刘松山是自己派到西北援左的大将，就凭左宗棠这八个字，他也要不负老友所托，带病为刘松山写一篇文意俱佳的墓志铭。
他回忆着刘松山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来长沙投团练的情景，回忆着湘勇裁撤之后，刘作为后期重要将领所起的作用，想象着在金积堡战役冒矢冲锋，终于马革裹尸的悲壮场面。一时间，又从刘松山想到彭毓橘，从彭毓橘想到满弟贞干，想到罗泽南，想到江忠源，他心旌摇动，情不能自已。墨汁磨好了又干，干了又磨，大半天，仅只写得三百余字。他干脆搁笔，待过几天心绪平静下来再写。略歇一会儿，他拿出前些日子写好的那张条幅来。
这是写给纪泽、纪鸿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想着要给两个儿子留下点永久性的东西。通常的父母都为儿女留下金银田地，曾国藩不以为然。他对子弟们说，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了纨绔习气。也有的父母为儿女留下几件珍宝，平时作为簪缨之族的象征，急难时可以变卖换钱。曾国藩自己从未积蓄过珍宝，除那尊玉寿星外，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不愿将它们送给纪泽、纪鸿，他已捐给家庙，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产留给后世。
曾国藩认为真正的珍宝，还不是皇上的赐物，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考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就可以成才成器，家族就可以长盛不衰。他认真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要对儿子所说的千言万语归纳为四条，并把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们悬挂于中堂，每天朗诵一遍，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他把这四条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自己觉得满意了，于是郑重其事地卷起来。
二月初四日，一大早曾国藩就醒过来了。这天是他一生中的悲痛日子之一。十五年前的二月初四日，他的父亲去世了。今天，他像每年的这天一样，早早地起来，想在父亲的牌位面前磕三个头，但病躯已不容许他下跪了，只得改成低头默哀。站了一会儿，他也觉得难以支持，便匆匆结束祭奠仪式，叫人搀扶着来到签押房。他先握起笔来，颤颤抖抖地记下昨天的日记，然后开始办理公事。
桌上堆放着一大叠公文，正中摆着几份等候接见的名刺。他把名刺拿过来，一一看了看。这些名刺中有路过江宁的朝廷钦差，有奉调离开两江的高级官员，有专来江宁禀告公事的下级僚属，也有纯来见见面聊聊天的旧雨新知。因为精神不佳，那些纯粹的官场应酬、毫无目的的闲聊，他一概婉谢，谈正事的也只得向后推几天。
打开公文卷，随手批了几份后，看见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报来的关于扩建铁厂的禀报，他对此很感兴趣。阅完全文后，立即批了四个字：“同意所请。”他想，这是件很大的事，还应该向朝廷奏报才是，遂又添了几个字：“等候皇太后、皇上谕旨。”
这时巡捕进来，抱着一大叠信，向曾国藩禀告这些信是谁寄来的，来自何方。
“大人，这封是容闳从广东香山寄来的。”
“快打开，念给我听。”一听说是容闳的，曾国藩顿生精神。
巡捕念着念着，曾国藩笑容渐露。容闳信上说，他已物色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