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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老夫初进京师，侥幸入金马门，然于学问文章，懵然不知。偶闻京师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郎中姚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遂展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诵读，其他六代之能诗文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开始为诗古文。尔来三十年了。”无梁殿里回荡着曾国藩的湘乡官话，其音色之洪亮，声调之悦耳，张裕钊等人似乎从没有听到过。“三十年来，只要军务政务稍有空暇，老夫便究心古文之道，直到过天命之年，才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近来常有将心得写出之意，然握管之时，不克殚精竭思，作成后总不称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篇，以摅胸中奇趣。今日与诸位偷得一日之闲，聚会于清静无为之地，老夫欲学古之孔孟墨荀当年与门徒讲学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摹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他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唯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