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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说得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仙师说得甚是深刻。在下之病，的确乃忧思而致气不活，血不足，心神摇动，精力亏欠。不过，在下年不到五十，尚思做点事情，盼望早日根治此病，略展胸中一点薄愿。请问仙师，有何药物可治疗？”
丑道人听后，开口笑了起来：“大爷胸襟，贫道亦知。然大爷之病，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无情之草木，岂能治有情之疾病？”
“难道就不能治吗？”曾国潢忧郁地问。
“可治，可治。”道人严肃地说，“大爷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
丑道人这几句话，真使曾国藩有振聋发聩之感，不觉肃然端坐，病已去了三分。他恭敬道：“愿听仙师言其详。”
“《素问经》上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既是立身之本，亦是处世之方。”丑道人两目灼灼有神地说，“天文地理，自有专著论及，贫道不能详说。这人事之学说，依贫道看来，仅只黄老一家道中要害。故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旨，历数其他五家之长短，独对道家褒而不贬。此非太史公一人之私好，实为天下之公论也。《道德经》虽只五千言，却揭出人事中极奥极秘之要点，一句‘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橥世上竞争者取胜的诀窍。可惜世人读《道德经》者多，懂《道德经》者少，以《道德经》处世立身者更少。大爷想必从小便读过此书，谅那时年轻不更世事，不甚了了。请大爷回去后，结合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再认真细读十遍，自然世事豁达，病亦随之消除。”
道人不疾不徐、从容平淡的一番话，对于满腹委屈、百思不解的曾国藩来说，犹如一滴清油流进了锈坏多年的锁孔，顿时灵泛起来。他起身打躬道：“谢仙师指点。”
“大爷请坐，如此客气，贫道怎受得了。”道人和蔼地招呼曾国藩坐下，解开床头上的小市包，取出一部蓝布封面的书来，双手递过，“大爷，贫道平生一无所有，只有这本宋刻《道德经》乃先师所珍传。当年先师曾有言，日后遇到有根底之人，可以将此书赠送。今日得遇大爷，亦是贫道三生有幸，愿大爷精读善用，一生成就荣耀、平安泰裕，都在此书之中。”
曾国藩起身接住，丑道人的眼角边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谲笑。
“道长，你还给家兄开个单方吧！”曾国潢见道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送的是一本《道德经》，而不是医书，心中着急：若这样回去，岂不白来了一趟！
“二爷不必着急。”道人瞟了一眼曾国潢，“我想令兄心中已明白，这部《道德经》便是最好的单方了。虽然如此，贫道还得为大爷开一处方。”
道人磨墨运笔，很快写出一张处方来，交与曾国藩。曾国藩接过处方，问：“弟子还想冒昧请教仙师，眼下天气炎热，万物焦燥，弟子更是五内沸腾，如坐蒸笼，为何今日在仙师处，总觉有凉风吹拂而不热呢？”
“大爷所问，一字可回答。”道人套上笔筒，说，“乃静耳。老子说：‘清静天下正。’南华真人发挥得更详尽：‘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世间凡夫俗子，为名，为利，为妻室，为子孙，心如何静得下来？外感热浪，内遭心烦，故燥热难耐。大爷或许忧国忧民，畏谗惧讥，或许心有不解之结，肩有未卸之任，也不能静下来，故有如坐蒸笼之感。切脉时，贫道以己心之静感染了大爷，故大爷觉得有凉风吹拂而不热。”
“多谢仙师指点，弟子受益匪浅。”曾国藩说。心里叹道：真是惭愧！过去跟镜海师研习静字之妙，自认已得阃奥，其实连门槛都没入。到底方外人，排除了俗念，功夫才能到家。
道人微笑着说：“还是我方才说的两句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有的身病起源于心病，故还得治本才能奏效。大爷回去后，多读几遍《道德经》和《南华经》，深思反省，再益以所开的处方，自然身病心病都可去掉。”
曾国藩又鞠一躬，发自内心地说：“多谢了！”
丑道人说：“时候不早了，大爷兄弟也请回家，贫道今日和大爷兄弟一起离开碧云观，回庐山黄叶观去，从此采药炼丹，不复与世人交往矣。”
说罢，和曾国藩兄弟走出碧云观，稽首告别，飘然北去。曾国藩望着远去的道人，又一次觉得那洒脱的步伐也似曾见过。
二曾国藩细细地品味《道德经》《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的《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他再次下工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一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了老庄，甚至还想到了禅学空门。但是他，一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的朝廷重臣，一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的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的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了许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终于探得了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的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老子真是个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