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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卞呼生了下来，害得我们没出息，活得都没有尊严！这句话着实激怒了卞银花，指着卞欢大喊：滚！滚！没尊严就去死吧，黄河没有盖！这是在杂货店里，有顾客在场。卞欢自尊心受不了，站起身愤愤地嚷嚷着说：死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着就快步而出。卞银花毕竟害怕出事，扭身就追了出去。追上卞欢，拽住她的胳膊就大骂：你是想把你妈气死哪！卞欢不顾形象，大哭着冲卞银花嚷：就知道从自己的孩子身上索取，你配当妈吗！你配当妈吗！卞银花伤心气愤委屈一拥而上，眼泪也滚了出来，叉着腰指着卞欢质问：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养大，为爹妈为家里尽点义务你也是应该的！嫌你妈不好，你去找好的啊！卞欢一脸泪水地瞪着母亲，愤怒却说不出话。周围围了一圈的人。
卞欢说：你就不该生我们（4）
事情平息后，卞银花赌气也是憋了股志气，说从此不再要卞欢的一分钱，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没她的钱家里生活照样可以过。卞欢心里得意，没有内疚。她从心底嫌弃母亲卞银花没知识，贫乏，浅薄，庸俗，这种念头一冒出来，就情不自禁地要和家周围那些家庭环境好的人家相比，一比各方面都是自己的父母排在最低。怨气就越积越多。所以不给母亲交钱，她觉得是母亲理所应当为孩子补偿的。
卞欢手里有了钱，也学会了每个月存一些。钱是奇怪的东西，自己只要掌控起来，本能地就有了积攒的欲望，似乎积攒比使用更加实惠似的。除了积攒，卞欢的钱花用起来都是给自己花了，从来不给家里，更不会给父母和弟弟花。她的情形，还像是她学生时代分文没有的时候。母亲这边，对卞欢的穿用根本不管的，家里的饭，她吃就吃了。看似对卞欢死心了，心里还是时时要叹一阵气的。想起来的时候，就酸心。卞欢是个“白眼狼”，已经是扎根定位的，从内心后悔生了她。她们母女互相厌烦，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从表面进入了骨头，即使不吵架，两个人在一块说什么、做什么都会不自主顶上一股相对立的劲，产生巨大的抵触。
这种局面是残酷和压抑的，定型的，是无法缓解的。卞欢觉得待在这样的家里跟没待一样，还不如不待了。她就想索性离开家远远的，换一个环境生活。她反正没有对象，人是自由的，手里还有点积蓄，出门是有“条件”的。她想到了去北京，因为北京有四姨卞银薿。她不是要依赖四姨，而是希望自己在北京有个关照，毕竟她是第一次离开兰州，出门去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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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1）
道琼斯是一个人自封的名字。道琼斯的真实姓名叫董安凡，卞银朵的儿子。
父母瘦小，董安凡便瘦小，自小就是，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生性好动好玩好说，跟父母谁都不太像的。这之中，他的好说是更加突出的，从小，他的话多，是在家里家外都有名的。在家里，对父母，他认为什么新鲜的事都会滔滔不绝地搬出来，说起来难以停住；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玩，只有他的嘴巴是闲不住的，看到什么说什么，一说还会扯远了。在学校，课间同学扎堆在一起，他的话最多，说什么话题，他都是积极抢着说，绝不落后的。其实他好说的背后，不是他有多么强的表达欲望，是他天性喜欢说话罢了，喜欢说，就能说，本来是平淡无味的一句话，一个事，到了他嘴里，就能形象百出。他爱说，嘴也甜，家里来的客，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他都会主动地上前打招呼，很甜地“叫人”，并跟着话就来了。
爱说的孩子一般都是爱吹牛的。因为要不停地说，他们就没话找话，没事找事说，之中除了会重复说（啰嗦）外，不由自主地会编进很多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起来，就有了灵感，故事会被无边际地扩大、抬举。董安凡也不例外。说人说事，中间添油加醋是经常的。董安凡最爱向同学提的，是母亲“卞”姓家族中那些有成就的人。董安凡不像表姐卞欢，说起那些有了“地位”的亲戚时，躲着不提自己的父母；董安凡恰恰喜欢搬出父母来一起说，说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吹嘘了父母，说的意思是想说父母也是不一般的。比如，他说四姨卞银薿时，就说自己的母亲长得和四姨差不多的；提到老板大爷卞金荣，他会说自己的父亲也是差点去开了餐馆，只不过父亲更喜欢他的工作，最终放弃了。同学就会问，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吹劲上来，董安凡信口就说，他父母都是单位的大干部，很好的工作。吹嘘父母的意识并不是会说会吹牛时就有的，是他上了几年的小学后自然养出来的。那时，他懂得了虚荣。虚荣是环境给予的，不需要人来教授。概念清楚了，虚荣心就有了。
孩子的吹牛是本能，不是用心酝酿的设计，它是一种当时需要的“口瘾”和“心瘾”，过罢瘾就过了，回头去找说过的话，就找不回来原来的本色了；话就说成了另一种临场的发挥。这也是他们说的时候不想后果的。所有的话吹罢之后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董安凡吹归吹，只要同学去过他的家里，见过他的父母，同学就知道他是吹牛了。他面对同学的质疑很从容，辩解也是张口就来，比如会说母亲样子长得好是以前，不好看是后来变化的；见过父母穿了印有“清洁”字样的工作服，董安凡会说父母单位的干部也要经常参加劳动，干部没有工作服，自然就会穿工人的工作服。他们是小学生的脑子，脑子都简单，他吹得离谱，同学们信得也离谱。最终，还是会半信半疑了他嘴上说的。
他既然吹牛父母是干部，就要像个干部子女的样子。像干部子女的最明显标志应该体现在穿得好和手里有比别人多的零花钱上；穿得好，零花钱多，就意味着做干部父母的工资高，工资高，家庭条件自然要比普通人家好。懂了虚荣的董安凡就是这样想的。他的虚荣没有受到父母的批评，尤其是母亲卞银朵，还高兴他对同学的吹嘘。儿子能把她说成大干部，卞银朵心里就有了种自以为真是的感觉。她再平凡，也是心气不一般的人，本来她从小心理上就是个低不就的人，高不成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子的虚荣也是她的虚荣。父亲黑子心里是不支持儿子的“胡说”，自己和卞银朵，样子上看都看得出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人，觉得儿子那么跟人“吹”，是叫他没有脸抬头的。但是，他害怕老婆，卞银朵怎么表现，他表面上没有直接的顺应，也只能以沉默表示顺应了。
卞银朵支持儿子的虚荣，付诸行动。在给董安凡花钱上，她是不犹豫的，儿子说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在同学中是属于上乘的，她就给儿子买什么样的；儿子说手里有多少零花钱才像个干部子女，她就给儿子多少零花钱。除了要大方地给儿子花，卞银朵自己本来就是个喜欢吃好，穿好，不懂节俭持家的人。这样，她和丈夫黑子本来工资就不高，这样“大方”地花钱，每个月她和黑子的工资和奖金都被花空，再没有存过一分钱。有时，都熬不到发工资，钱就被花没了，就只好从过去存下来的存款中“贴补”。那些存款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其中有一千多块钱是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钱。黑子操心想未来，对卞银朵说这样大手大脚地生活是危险的，将来拿什么供儿子上大学呢？卞银朵就说还早，等儿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他们再好好存钱，一年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一年的花费存出来了。黑子说她想得容易。卞银朵就说不行了朝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要。说着就举出了几个同事的父母总是为儿女贴补的例子，说花父母的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没有等到董安凡上高中，卞银朵和黑子就提前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要钱了。1994年，卞银朵和黑子先后下岗。他们的突然下岗令董安凡的干部子女身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他上初中二年级。父母下岗后，母亲卞银朵对儿子不客气地说，今后一分钱零花钱也不能给他了，他在家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董安凡说他这样的话，就会被同学识破身份的。卞银朵像换了个人似的，破口大骂道：呸！你爸你妈现在都没有饭吃了，你还当个狗屁干部子女！董安凡瞬间就感到了家里经济情况的严重性了。之前他还以为只是稍微下降了点罢了。没有了零花钱，董安凡也会说，他对同学吹牛说，他已经吃腻了玩腻了，对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手里有零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