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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银朵刚入小学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小学的五年间，学习是副项，开展各种政治需要的活动是学生的主要项目，拉练、挖防空洞、到农村劳动、上街宣传毛主席语录、写大小字报、游行等等，活动不断，学生在外面待的时间比在教室待的时间多。室外的活动中，卞银朵的弱小突出，被排挤得也就更加厉害，同学看不上她插手，也就不叫她插手，她要插手，就被同学呵斥到了一边。经常是她站在人堆中，一副呆呆的样子。在学校得不到同学老师的护从，她就觉得在学校很没有趣味，小学一毕业，她就不想上学了。父母并不赞同她退学，倒不是觉得学习有多么的重要，是想她要退学了，年龄小又不能去找工作，不工作，她待在家，怎么也要分配些家务给她，她瘦小单薄的，干活对她是有点困难的；她在学校多待几年，总是能得到锻炼，她一边上着学，一边长着身体，等身体长得“结实”些，再退学也不晚。父母心里是为她盘算好了，等她长到了十六岁，上罢高中一年级，就退学，她的年龄既长起来了，又可以避开了上山下乡去劳动，一举两得的。父母的这些良苦用心说来还是对她的偏心了。卞银朵不领父母的情，只想着眼前，反说父母偏心姐姐卞银花，姐姐说不想上学了，就不上了，她不想上，为什么就不能呢？父母就解释出来了，卞银朵就说她宁可在家干活，也不去上学。还一套一套地说，她学着干活，是最好的身体锻炼了。父母看她确实不想上学，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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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待在家，卞银朵一点家务都不做，理由是她干不动。父母偏袒她，也就罢了。但觉得她总是不学无术地待在家也不是个事，卞银花有了正式工作后，父母就叫卞银朵接上卖冰棍的活儿，想叫她先锻炼几年，到十六岁，就给她找份正式工。但是，卞银朵不想卖冰棍，说她站在街上，遇见同学，磨不开面子。父母说，早锻炼对你将来有好处。卞银朵哼哼唧唧地还是说不去。到了，是大姐卞银花的一顿上火的发挥，叫她不得不去了。
卖冰棍卖了几天，她就哼哼唧唧地说她受不了太阳晒，每天她被晒得头晕目眩，恶心要呕吐。她这么说，样子上也是表现出来了，每天推着卖冰棍车回来，脚下灌了铅似的，步子抬不起来，脚板搓着地面，蹭着步，蹒跚欲倒的样子。进了家门，首先就倒在了床上，蜷缩成一团，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叫她吃饭，说恶心，吃不进去。看她那副不堪重负的柔弱样子，父母想，她毕竟体格赶不上老大，这样下去，是叫她身板受不了的，到时，别真把她的身体折腾出了毛病。父母说服了老大卞银花，就不叫她卖冰棍了。问她想做什么，她却说做什么都累，她是做不了的，她想重新去上学。并说，父母以前想的是对的，她得在学校再耗上几年，她长得有力气了才能干活的。这样，她重又进了学校，从初一上起。由于她年龄和应届生相差了至少两岁，有代沟的，就很难和同学说得来话。好在，比她小一岁的妹妹卞银草与她同校，比她高一年级，她上下学还能有个伴了。她老生跟不上了新生学习的节奏，初中她在班里一直是下游生，初中毕业，她没有考上高中。回家待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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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银朵说：只要是份工作；干什么都成（2）
这时她十七岁，是该工作了。找工作的心是父母和参加工作的老大卞银花为她操的，他们撒网式的收集招工信息，有后门就走后门。很快，父亲单位的人把卞银朵介绍到了肉联厂。她去了，厂子给她分配到了分割车间，她干了半个多月就受不了了，说是闻不惯鲜淋淋的生肉味，还有整天地她的手上、身上弄得油腻腻的，叫她吃饭都没了胃口。她就坚决不干了。父母通融了她。过后不久，二叔、三婶、大姐单位的人都给她介绍了几个工作，有电工、铆工、公共汽车售票员，负责招电工、铆工的人，见了她，嫌她弱小，说她看着就是不能干活的样，淘汰了她；公共汽车售票员，虽然轻省，但人家也不要她，说她不到一米五的身高，离他们要求的一米六零，差得太远。她这才感到自己的条件多么局限，要叫人家来选她的。悲哀过罢，就把怨撒给了父母，母亲只有叹口气说，生啥样不是我们决定的，老天爷给的；你不缺胳膊少腿少眼的，也没什么不幸。
一个月后，邻居给她介绍到了一个零配件加工厂，她进了车床车间。车间里整天车割声鸣，她用棉花团塞住了双耳，也是声声尖叫袭入耳膜。她怨声不断，不用向谁说，她时不时就自言自语地唠叨起来，祥林嫂一样的。带她的师傅听不惯她的唠叨，就严厉地堵上了她的嘴。不再唠叨了，她却因为一个工人被车断了手指头而吓得放弃了工作，她直咂吧嘴说她看见那血哪，都快晕死过去了，要换成了自己，吓也得吓死了。说起来，她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家里人想车工也是有危险，她胆小，弄不好，也许哪天真会车断了她的手，她不干也好。过了几天，母亲问她想不想去她在的毛纺厂，她摇头说，不想去，她看过母亲她们干活，说她们一直站着工作，又要倒班的，她的身子骨肯定是受不了的。老大卞银花见她总有挑剔的理由，火冒三丈地说：你的身子是身子，我们就是铁打的了，别人能干，你就能干！你懒你挑，只图轻省就待在家里吧，早晚你要尝到苦头，不饿死也得闲死！卞银朵就委屈地吧嗒落起泪来，唧唧喏喏地又老一套地说：谁叫我生得弱，生得没你们身子好啊！卞银花挖苦她说：你身子弱咋不得病哪！吃好的你吃在前面，干活你就跑到了后面，光吃不拉的，小心真得病啊！卞银朵一边啜泣一边哼叨着还口，卞银花自然是不依不饶。两人一弱一强地争吵着。最后被母亲劝开了。卞银花气鼓鼓地说，她是决不会帮她找工作了，她那德行，不够丢她人的。卞银花说到做到，果真不管她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像人们知道了卞银朵的经历，加上她自身的有限条件，没有人再给她带来工作的信息。一晃，就过了一年多。过了二十岁的，没有工作，怎么都是丢人的。卞银朵心里也是急得要命。她催父母，父母就求别人。熟悉卞银朵的人，表面答应，背后就不管了；不熟悉她的，与她聊着，总要客气地问她想干什么工作。卞银朵不假思索地脱口就说：只要是份工作，干什么都成。这个时候的回答，是真没有犹豫了。她想犹豫也不敢了，怕耽误机会的。几个月后，还是自家人这边给她帮上了忙，在税务局工作的五叔卞金荣托同事，把她介绍进了环卫局。环卫局的人见她也是嫌她矮瘦，有点不想要她，心里想的嘴上没有说出来，这是缘于卞金荣那同事的路子硬，环卫局不想要也得要。临了，同事还特意交代环卫局的人说，她身子单薄，能安排她坐办公室就更好了，环卫局的人点头说“好，好”。卞银朵听五叔同事那么讲，心里兴奋得很，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但是，真分到了岗位，她却是被分配到了清洁组，她成了扫马路的清洁工。她想不通，觉得五叔同事说的话就是个决定，环卫局的人这样安排她就是没有执行决定，办公室就该有她一席之地的，想多了，还怀疑是别人背后使了坏，她坐办公室的位置是被别人的阴谋夺去的。她气不过，就去找了接受她进来的那人。人家对她客客气气，直说办公室满员，没有空位置，有位置的话，就安插她了。说是这么说，心里嘲笑，想她是什么嘛，想得美哪！她见人家客气，就又上了台阶，说能不能给她换到比扫马路轻松些的岗位。人家忍着不耐烦说：其实哪儿都不轻松，按理哪儿都是人满的，她能进清洁组都是硬生生地插进来的。她也就说不出什么了。
卞银朵干活儿是划阶段的，她扫上十几步的路，就开始喊累，说累，就坐到了马路牙子上，说要歇一歇，倒口气再干。歇罢，她接上干，又是扫上十几步，就又说累了，坐下再歇会儿。不知不觉中，歇和扫就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交替起来了。其实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