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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