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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