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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
邓小平传……第九章 谋求跃进
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