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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