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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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