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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的人有时候也会提到高大伯，但内容总是让人揪心。有位施主曾说，他曾经看到高大伯在垃圾箱里找食物吃。
风雨来临的时候，戒嗔也挺替高大伯担心的，毕竟他身体有残疾，要怎么躲避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呢。
让戒嗔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晚上，那天戒嗔耽搁了时间，回寺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经过商业街的时候戒嗔看到了高大伯，只是这次高大伯是站着的，他用那双戒嗔以为已经断了的腿站了起来。
高大伯弯下腰捡起拐杖，把它拎在手上。戒嗔这才明白，原来拐杖也可以是装饰品，正是它让戒嗔先入为主地以为高大伯的腿是残疾的。
那个场景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哭笑不得。这个曾经一直困扰戒嗔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在此之前，戒嗔曾想象过无数个悲惨的场景，一个孤苦的老人，用双手代替双腿，在晨曦未至的时分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声，艰难地爬到小街上。而如今，问题的答案比戒嗔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原来他就是走来的。
突然间，戒嗔心里很不好受。戒嗔想到有次暴雨突至的时候，甚至还托了戒傲打电话去问他在商业街上的朋友，高大伯在哪里躲雨！
在这件事情里，戒嗔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扮演一个强者，一个愿意尽点力帮助别人的强者。可现在戒嗔想到的是，可能在高大伯的心中，早已有了对戒嗔的印象——一个有点佛心也有点傻的和尚。
那以后，戒嗔走路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避开高大伯乞讨的那条街道，或许戒嗔内心深处也在犹豫，应该怎样面对高大伯呢？
在寺里的时候，关于高大伯的爆料也渐渐多了起来。有位香客还说，从垃圾箱里找食物，原来也是高大伯博取同情的招数。事实上，垃圾箱里面藏着的是严密包裹过的盒饭，非但是干净的，甚至质量也不差。
戒嗔再次见到高大伯的时候是在一个黄昏，那天戒嗔在一条小路上看到高大伯迎面走来，如果按正常的时间计算，此时的高大伯应该还在镇上的商业街上才对，戒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高大伯提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在另一条小路上相遇。戒嗔与高大伯擦身而过，高大伯并没有多看戒嗔一眼，也许对于戒嗔这样一个众多客户中的小客户，高大伯确实很难记起来。戒嗔回过头，看着高大伯慢腾腾地走着，忽然发现他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而之前让戒嗔厌烦的走路姿势，其实也并不是很稳。
看着高大伯迎着落日的余晖走远，渐渐地消失在路的尽头，忽然间戒嗔有些释然了。戒嗔曾以为，知道真相后，自己感到恼怒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在道德的天平上，高大伯只能站得很低。
但是，此时的戒嗔忽然觉得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高大伯的大多数同龄人在这样的年纪里，已经儿孙满堂，在安享晚年了。而高大伯依然要在这样的年纪里，每天为了生存表演乞讨。
戒嗔曾认为所有违背道德的事情，都必须被谴责。但这一刻戒嗔忽然在想，道德标准可能不是恒定不变的东西，对于不同的人，道德标准或许可以不一样。
因为一个可以吃饱饭的人无权为吃不饱饭的人制定道德标准。
第03个 属于我的年代
【1】
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做着单选题，找寻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顺畅，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心碎的、幸福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师父年轻时，正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为“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在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连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儿童的那种懵懂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含着关切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就该流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师父的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以师父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的，她做的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