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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６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对爱伦堡说：
“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最后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
“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
“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在１９４０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
“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