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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２０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科学研究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心情并不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给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展“很满意”，但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好，“疲惫不堪”。
可爱因斯坦没有休息。在１９１６年，他总共写了１０篇科学论文，包括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重要研究，自发和诱致发射理论，关于引力波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能量动量守恒定律和许瓦兹解的文章，测量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的新建议。同时他还完成了第一本关于相对论的半科普书籍。加之与米列娃长期分居，缺乏很好的照顾，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差，不断生病，一直拖延了好几年。
１９１７年２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由于自己患肝病，不能去荷兰访问了，肝病迫使爱因斯坦遵循严格的饮食，过着十分清静的生活。可在战争之中，柏林的食物供应非常紧张，好在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有权接受从瑞士寄来的食物包裹，但这也不足以弥补由于战争而引起的营养不良。爱因斯坦的医生极力劝说他去瑞士养病。可能因为米列娃仍在伯尔尼，爱因斯坦觉得在没有与米列娃解决情感矛盾的情况下去瑞士是不合适的，他坚决拒绝了医生的劝告。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家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受着艾尔莎的照顾，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个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就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尔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尔莎比爱因斯坦大三岁，１８７６年出生在德国巴登符堡州的海亨根。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间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
艾尔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当他思考理论时，音乐给了他启示。他到书房读书，然后走出书房，弹一会钢琴，草草写点什么，又回到书房去，这时候，我和玛戈特就悄悄离开。我们不让他看见，为他备好吃的东西并放好外衣以备他使用。有时候，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出外了，然后回家来，站在楼梯上……”。
在艾尔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性情从根本上是孤独的，也许他压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俗家庭的男主人，在这点上，性格倔强的米列娃不理解他，生活琐事的矛盾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分手。与米列娃相比，艾尔莎虽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理论物理学，但她深知爱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独性格，更何况有了一次婚姻变故后，能做爱因斯坦这位世界名人的妻子，她就满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爱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会了。不管怎么说，艾尔莎总是吸引爱因斯坦留在柏林的原因之一。１９１７年夏天，爱因斯坦从威特尔贝彻大街搬到哈伯兰大街，住到艾尔莎一家的隔壁。１２月写信给朋友说：
“多亏艾尔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４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尔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毛衣。艾尔莎操着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儿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尔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１９１７年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１９１８年４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１９１８年５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的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１９１８年８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尔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１２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米列娃在苏黎世度过了她的余生。首先她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玛里蒂，但是根据苏黎世政府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判决，让她恢复爱因斯坦的姓。爱因斯坦偶尔看望儿子的时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从来不相信别人，心情忧郁。米列娃在１９４８年去世。
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来列娃，说：“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１９１９年６月２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４０岁，艾尔莎４３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５号。
艾尔莎文雅、温柔，像慈母一样，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风味，她喜欢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并以此为乐，爱因斯坦的声望也给她带来了荣耀。
结婚以后，在柏林高等住宅区里，爱因斯坦有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有地毯、庄重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摆设。一般中等有产者家庭里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摆出一桌酒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乱糟糟的。可在哈伯兰大街５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连每天抽多少烟，艾尔莎都给他安排好了。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窗明几净，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爱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学事业、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在这个体面、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呢，笑眯眯地说：
“不要紧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可这位主人，完全不顾这些，我行我素。
艾尔莎给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别林在１９３１年第一次遇到艾尔莎后，曾对她作过这样的描绘：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够成为伟人的妻子她很高兴，而且她也很坦率，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她的热情惹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