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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洛伦兹逝世时，爱因斯坦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说，里边重复了同样的说法：
“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细致周密，就像创造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一样。他总是那样善良、宽宏大量和具有正义感，同时又善于深刻而直觉地理解人和环境，这使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成为领导者。大家都乐于追随他，因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们，而是为他们服务。他的形象和著作将为许多世代的人们的幸福和教育服务。”
洛伦兹不仅以兴趣相投和爱因斯坦亲近，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超个人的”是最个人的。当新的发现打破了古典物理学时，洛伦兹说过，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什么不在旧的基础崩溃之前死去。这里，有趣的完全不是替古典物理学唱挽歌。大概，对过去的价值的惋惜那不是根本的，它已由愉快地接受新东西所取代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发展面前，个人的生与死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１９１１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引力对光线传播的影响》的论文，这是他在布拉格期间最重要的成就，该文阐述了相对性引力理论的基本原理。结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由星体发射出来的光束在太阳附近掠过时必然会弯曲，这是由于光也有惯性，因而受到太阳引力场的巨大的引力作用。爱因斯坦建议，在下次日全蚀时，通过天文观测来验证这个理论预见。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１９１４年的考察工作半途而废。直到１９１９年，在爱因斯坦倡议下，两个英国考察队进行了观测，爱因斯坦的预言被证实了！
布拉格的短暂时期，爱因斯坦的名望已如日中天，世界认识了爱因斯坦。
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向爱因斯坦发出讲学邀请，甚至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发来邀请。苏黎世工业联邦大学——爱因斯坦的母校终于不敢怠慢自己的学生了，他们也打算请爱因斯坦来主持一个新开设的数学物理讲座。
面对这么多的邀请，爱因斯坦选择了母校。米列娃不喜欢布拉格，她想念苏黎世。她和爱因斯坦一样，把苏黎世当做自己的故乡。爱因斯坦对于母校总有一种依恋之情，而且他觉得，那儿有格罗斯曼，解决引力问题需要他！
★母校的呼唤。。
１９１２年秋天，爱因斯坦回到了母校！聘书的期限是１０年。
在苏黎世，不仅工大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爱因斯坦。老朋友们，特别是格罗斯曼，也在焦急地等着他。
老朋友在苏黎世会面了，爱因斯坦又得向格罗斯曼求援了。１２年前，格罗斯曼曾帮助爱因斯坦不必去听数学课，但现在的爱因斯坦则需要数学了。
在布拉格时，皮克对爱因斯坦指出过某些几何概念能帮助他在进一步推广相对论时克服困难，但这些指示还不够，还需要把弯曲概念不只运用于线和面，而且还运用于三维空间和四维空时。除了几何思维的深刻和明晰之外，除了为物理问题选择数学方法外，还需要广泛的和系统上的数学准备。
格罗斯曼又一次帮助了爱因斯坦。
他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多次长谈，并把爱因斯坦领进了数学方法的园地，这些方法有助于爱因斯坦解决新的物理学课题。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在东京演讲时，爱因斯坦详述了为建立引力场方程而寻求数学方法的历程：
“如果所有（加速）系统是等效的，那么欧几里德几何对它们不可能都成立。抛弃几何而维持（物理）定律，就等于表达思想不用词语。我们必须先寻找词语才能表达思想。在此我们必须寻找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１９１２年，我才突然认识到，高斯的曲面理论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我认识到高斯的曲面坐标系意义深远。然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黎曼已经以更深入的方式研究了几何学的基础。我突然想起，我在读大学时盖泽先生给我们上的几何学课程中就有高斯理论……我认识到几何基础具有物理意义。当我从布拉格回到苏黎世时，我亲爱的朋友、数学家格罗斯曼也在苏黎世。从他那里我首先知道里其，后来又知道了黎曼。因此我便问朋友，我的问题能否通过黎曼理论来解决……。”
格罗斯曼的鼎力相助使得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前景明朗化了。
在苏黎世工大，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冬季学期，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析力学、热力学；１９１３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的动力学理论；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１９１２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授讲道：
“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１９１３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在仿佛看见许多物理学家当时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发着欢快的笑声。”
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持续了２０年——直到１９３３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如此富于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为之写了一篇悼文，语调之平静、理解之透彻，不仅叙述了埃伦费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爱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观：
“现在时常发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以致我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不再感到不寻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别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于无法——或者至少不愿意——屈从新的、更困难的外界生活条件。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我们的朋友保耳·埃伦费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个无瑕的人大概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这种冲突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决不饶过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
“我是２２年前认识他的。他从俄国径来布拉格看我，（当时）在俄国，犹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他想在中欧或者西欧找工作。但我们很少谈到那些，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两个都体会到，古典力学和电场理论在热辐射现象和分子过程（热的统计理论）面前都告失败，但似乎还没有可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尽管我们两人对它都大为赞赏——的逻辑缺陷，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也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有某些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带有他的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们的梦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领意会。一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的才于在于，他具有充分发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论观念的本质，剥掉理论的数学外衣，直到清楚地显露出简单的基本观念。这种能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教师。由于这个缘故，他常被邀请去参加科学会议；因为他总是把明确性和尖锐性带进任何讨论中去。他反对马虎和罗唆，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敏锐的机智，甚至直率的粗鲁态度。他的某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解释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剧却正在于几乎是病态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他的建设能力，这件事使他经常受苦。不妨说，他的批判的判断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产物出生以前，就已夺去了他对它们的爱。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埃伦费斯特的外界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尊敬的老师正切望辞退正规的大学教职，他认为，埃伦费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师，就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广阔的天地展现在这个还年轻的人的面前。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里的最好的教师，而且也全心全意地关怀人——尤其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