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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着尾巴做了几年人，和她妈一样聪颖的姜和平开始深谙官场，又发现这里其实是最不讲规则的，可以指鹿为马，把白的说黑；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里文化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她只是华丽的包装和虚伪的外壳。于是，他按照规则又不讲规则，开始走进了官场。讲规则时，他从小事做起，上班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为副处长添茶倒水，为处长打扫办公室，即使就是对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应，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跑前涉后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当紧，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口碑。不讲规则的事情，他也已经轻车熟路地运作起来。组织部虽然不大，但部长可算是大官，一般的处长轻易和部长都说不上几句话，姜和平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部里发东西，他主动帮办公室里的同志送到部长家里，发现部长夫人属于很随和的那种类型，还经常在省委家属院门口买红薯，他就在街上买了一袋红薯，扛着进了部长家里，对阿姨说红薯是家里自产的。部长的儿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部长家里所有的活计，但他从来不在部长在家的时候去帮忙。结果，一个迂回战下来就打了个大胜仗，部里新成立宣教处，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处长。
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办公厅工作，他跟随调到办公厅，顺便上了一个台阶，因为组织部的副处长到办公厅当处长是很顺溜的事情。官至副秘书长的时候，副书记调到北京，靠单线求官的路算是结束了，重新构筑新的关系，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省委正副秘书长有八个，副书记走后不久，秘书长之间重新进行了分工，原来主管农业的姜和平分管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管吃喝拉撒睡和省委机关家属院那些琐碎的事情，离官场越来越疏远。要在仕途有什么进步的话，姜和平知道必须抓住年龄优势，尽快下到地市里，然而在这种尴尬的位置上，怎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当年姜和平的领导，省委那位副书记最近刚任中央一个实力部的部长，这个部可以说是地方的财神爷，下面准备上的大项目基本上都到了这个部里。就在梁怀念接受纪委审查可能卸任的消息传出来时，部长到省里来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看几个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部长的时间很紧张，上午在会议上做了讲话，下午就乘飞机下到地市。为了显示隆重，省里早在三天前就派两个豪华车队到了地方上等待着部长，于是出现了地上接力和飞机赛跑的情况：一个车队在这个地区的机场等着时，另一个车队早到下一个地区的宾馆候着了。作为接待负责人，姜和平在地面上指挥了“接力赛”，和部长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部长热情地叫他一块吃，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话。部长的房间是他亲自安排的，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因为每天去的时间早了，房间里总有书记、省长坐在那里说话，他们离开之时也到了部长休息之时，这个时候去找领导是最讨人嫌的，会起反作用。几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但他却没有找到单独会面的机会，眼看部长次日就要启程回京，他终于想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那天晚上，当着省里那么多领导的面，他拎一袋在市场上买的红薯送进了房间。部长看见红薯颇为感动，留许多人在会客室里，而把他单独叫进卧室，简单叙旧后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想法，还说他是个好同志，到北京国家机关去了也是有水平有素质的好干部。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不客气地提出能下基层锻炼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部长说，到基层是好事啊，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嘛！答应上飞机前就给省里的领导说说看。果然，肖琦第二天给部长送行时，部长就意味深长地提起这事，说姜和平这小伙子不错，跟我多年了，还真的想把他带走，但想到地方上人才缺乏，只好忍痛割爱留给你了，但你们也要给他压担子呀。听说路山地区的班子严重缺员，就叫小姜去锻炼吧，何况那个地区也是我们部里开始高度关注的地区。部长感叹地说，岁月如梭呀，再好的人才也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啊，一晃又像我这样老态龙钟了。肖琦也附和道，你这个老组织部长的眼光是错不了的，是人才我们当然会重用的。姜和平得到这样的信息，十分自信，都考虑起到了路山该怎么开展工作的事情了。谁知道，过了仅几天时间，郝智却成了横空里杀出的一匹黑马，肖琦主动和他谈了话。
二十二
郝智在地委大院同纺织厂上访工人对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厂里的三千多职工就拿到了一个月的下岗补贴。这是他指示魏有亮和财政局想方设法挤出来的资金，还动用了10万专员基金。当然，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后来又由行署出面，财政局做了担保，给工商银行说了好多好话，一次性贷出半年的最低保障款。尽管说大家都知道政府给企业担保贷款现在的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渡过眼前难关，稳定全区第一大国有企业，应该比什么政策都重要。
工人领到生活费后，在一个休息日里，郝智亲自到厂里和工人们进行了座谈，掌握到厂里出现的困难既有大气候的原因，更有人为的原因，是厂长王大佑的问题。之后，他马上指示由地区纪检委牵头，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纺织厂。几天后，纪检委罗天文副书记带领纪检、监察、经贸委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纺织厂，就群众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厂长王大佑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调查。
调查组进了厂里，却找不到厂长本人了。询问厂办公室，他们说厂长打来电话说他在外地要账。其实，当那天上访工人见到了新书记郝智后，王大佑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了，说是给厂里要款，实际是悄悄远走天津，后又到深圳去了。
王大佑走出去是为了销毁罪证的。作为路山纺织厂的厂长，他已把工人上访当作家常便饭了。他多次给工人师傅们讲，厂子垮了，不是我王大佑无能，大家睁大眼睛看看，全国轻工纺织系统有几个工厂没有倒闭？换句话说，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萎缩的结果就是让厂子倒闭，不垮的纺织厂就不符合市场规律，就是不正常的。当然在心里他也知道厂子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自从报纸上报道了沈阳防爆厂第一个在全国破产的办法后，他就打起了这个主意，先死后生，破产了就会有新的政策，包袱先甩给国家，然后轻装上阵，自己再搞起来。根据路山的具体情况，适合的项目还是有的，比如搞羊毛防寒服或者说引进羊毛绒呢生产线等等。他的这些想法也得到梁怀念书记的大力支持。到前年厂子陷入巨大的困境后，梁书记给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变化的、发展的和联系的，你们厂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路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市场经济情况下，现在仍然需要你们做出牺牲。王大佑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现在厂里最大的政治是，尽快把厂子搞破产。
但他还是辜负了梁书记的期望，想尽千方百计还是没把厂子搞破产，主要原因在省里，报告打上去后就是得不到批准。破产不了，厂里的形势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先是发不出工资，到后来工人开始轮岗，再后来下岗，到了现在已经无法保证40元的生活费了。公安局长曾经给他说，目前，路山每发生三起刑事案件中，就有一起是纺织厂工人干的，而每四个坐台小姐里就有一个是纺织厂女工。但由于那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不管形势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梁怀念站在后面，王大佑还是神情稳定的。这次可不同了，梁怀念已是自身难保，他看到工人们得到新书记的承诺，还领到低保时，他的心开始虚了起来，他想去找新书记汇报厂里的情况，但走到地委门口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胆怯。按照常理来说，不管新书记是个啥样的人，对工人围着地委大门告状的厂长，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临时抱佛脚，不如乘早堵塞漏洞。他静下了心把这些年的事情前思后想地回忆了一遍，几次国外考察，购买奔驰小轿车，这些应该无所谓，地区不是号召走出去、开眼界、换脑筋吗？至于多占公房、公款豪华装修等系列问题，纯粹属于生活里的枝节问题，地区的头头们不也是一边拖欠工资，一边给他们自己修建高档住宅楼吗？最令他感到后怕的还是在天津和深圳的那两件事情。
于是，在混乱之中，他和厂办打了个招呼，带着小舅